彭博：
长期的经济挑战往往会催生出专属术语。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当美国深陷低增长和低于目标的通胀困境时，人们常用的术语是“长期停滞”。而日本的情况则更加糟糕，甚至催生了“通货紧缩心态” 。
如今，在中国，经济学家、投资者，甚至政府本身都对“内卷化”感到焦虑——这个词甚至对那些大学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来说可能都不熟悉。它指的是破坏性竞争。最近几天，在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引发“新一轮‘价格战’恐慌”（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话来说）之后，这个词再次出现。
中国工信部表示：“企业之间不受控制的价格战是‘内卷化’竞争的典型例子。”据彭博社报道，官员们对此非常担忧，以至于三家机构本周对比亚迪和其他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高管进行了严厉批评。其中的担忧是什么？过低的价格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率，损害持续的研发投入，危及产品质量，甚至限制保修等服务的提供能力。
彭博经济研究的朱立伦指出，中文“内卷”的字面意思是向内滚动。它暗示着一种竞争加剧却没有真正取得进展的体系。其根本问题是产能过剩：由于需求不足，企业不得不降价排挤竞争对手。恶性竞争加剧了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亟需北京方面重新审视政策。
中国持续的生产者价格通缩凸显产能过剩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内卷化”是一种不同于美国的长期停滞，或新冠疫情前日本通货紧缩心态的现象。这些术语传达了一种对新常态的无奈，即经济增长过于疲软，导致物价无法上涨。相比之下，内卷化则涉及疯狂的活动。
这一术语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在经济学领域使用，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一篇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论文中创造了“农业内卷化”一词。
格尔茨记录了爪哇岛的农业产量如何随着投资自19世纪末开始增加而稳步增长——但增长的仅仅是土地面积，而非个体农民。爪哇的人口激增，稻米产量也随之攀升。但整个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改善。“这个过程就像在水中原地踏步，”格尔茨写道。
彭博经济研究的朱先生表示，在当今中国，“这个词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长期存在的企业文化的普遍不满，这种文化鼓励员工牺牲个人/家庭利益来‘奉献’于公司。”人们有一种感觉，“无论你多么努力学习或工作，都不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政府非常清楚这个问题。
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学家、以邢自强为首的经济学家在5月28日的报告中写道：“自去年年底以来，政策制定者和官方媒体一直在营造一种反对‘内卷化’（即对有限资源或机会的过度竞争）的舆论氛围。”
然而，中国经济仍面临重大的结构性挑战。长期以来，共产党领导层一直优先考虑生产和投资，而不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或为消费支出或服务业设定具体目标。
刑教授和他的同事强调，就连税收制度也倾向于激励生产。税收严重依赖间接税，而非所得税。增值税框架“鼓励产能扩张，因为只要生产仍在进行，地方政府就可以征收增值税”。
问题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这可能会适得其反：随着各省或直辖市争相提高产量，价格会受到抑制，利润也会受到损害。摩根士丹利团队写道：“这种激励机制还会阻碍公共服务促进本地消费。”
当然，出口有助于消化中国大量的生产能力。但现在，这一前景变得艰难，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许多其他贸易伙伴也采取了类似（尽管不那么极端）的行动。
甚至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中国领导们就一直在鼓励要建设国内市场而非国外市场。当时的口号是“双循环”。彭博经济研究首席经济学家汤姆·奥利克表示，这一理念是“积极转向国内需求，同时保持对国际贸易的开放”。
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刺激消费，其中以旧换新计划为首，该计划为家庭提供补贴，用于将过时的商品升级为新产品。
但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及其同事认为，商品消费并非真正的问题——它已经处于相对正常的水平。他们在本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占全球GDP的17%至18%，其在商品消费或零售额中的占比与此相符。
缺口在于服务业支出。但这不是领导及其政府关注的重点。朱和他的团队写道：“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应该伴随政府职能从增长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
相反，政策制定者一直在鼓励对“新生产力”的投资，比如——等等——电动汽车。与此同时，他们指示产能过剩的行业实行“自律”，避免过度竞争。本周的重点是电动汽车。去年秋天，钢铁制造商就做出了“自律”承诺。
但正如奥里克所说，“关税阻碍贸易，对稀缺的国内消费能力的竞争加剧”，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纪律都难以维持。他表示，危险在于“进一步陷入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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