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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
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尊敬的吉宁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小川先生、龚市长,尊敬的王江、云泽、吴清、海峰、鹤新同志,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好!

非常感谢上海市委、市政府特别是陈书记、龚市长对金融事业人民银行的关心和支持,非常荣幸担任本届论坛的共同轮值主席。经过多年努力,陆家嘴论坛已经成为具有很强国际影响力和市场传播力的交流平台。我代表人民银行,也代表主办方,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在去年陆家嘴论坛上,我报告了中国货币政策立场和未来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一年来,人民银行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从数量、价格、结构等方面,出台了多项货币政策措施,有效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我们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培育政策利率,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未来我们还将不断做好评估和完善。

下面,“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主题,与大家做一个交流。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话题。今天,我主要聚焦国际货币体系、跨境支付体系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四个问题,大家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际货币体系。

从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家竞争力的迭代17世纪,荷兰盾成为早期国际通用货币;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二战后,美元确立主导地位并延续至今。

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全球公共品的属性,由一国主权货币来承担,与生俱来就存在一些内在的不稳定问题。一是当主权货币国自身利益与全球公共品属性发生矛盾时,主权货币国会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影响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二是主权货币国财政和金融监管问题、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累积,会以金融风险的形式向全球溢出,甚至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三是当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国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战争时,国际主导货币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

因存在上述问题,国际上对改革货币体系的讨论越来越多。过去十多年,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金融层面,相关讨论也主要是在经济金融层面;当前新一轮的讨论,更多来自地缘政治层面。这些讨论大致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和负面影响,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主权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更有效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女士最近有个演讲她认为,基于多边合作的全球体系正在裂变,美元的主导地位不确定性上升,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过去20多年中,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欧元于1999年诞生,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20%,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按口径计算,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讨论的第二个方向,是由一种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讨论比较多的是IMF特别提款权(SDR)。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先生就曾在2009年提出过这一问题。理论上,SDR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更好承担全球公共品的职能,调节全球流动性并实施危机救助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

SDR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在政治层面上面临着国际共识和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目前市场的规模、深度、流动性不足,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推动SDR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需要各成员国在政治层面凝聚共识,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操作层面,需要优化机制安排,逐步扩大SDR的使用分配和发行机制上,目前IMF分配SDR主要用于危机应对,多采取一次性大额发行的方式。未来可增加常态化SDR发行并扩大发行规模。在使用范围上,积极推动私营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SDR,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提升SDR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并建立适应大规模使用SDR结算机制。

第二个问题,关于跨境支付体系。

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向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反过来也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

近年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一是传统跨境支付方式与新兴数字技术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问题亟待改善。二是跨境支付需要协调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对此,G20等国际组织高度关注,专门制定了改善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三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传统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为单边制裁工具使用,破坏国际经济金融秩序。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

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

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居民跨境支付。

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勃发展,实现了“支付即结算”,从底层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

个问题,关于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IMF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危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

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在去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就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作了演讲。在全球层面,近年来,IMF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强化政策监督职能,扩大政策监督范围区域层面,欧洲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相继建立,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在双边层面,美联储、欧央行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在危机时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兴市场本币互换合作也在稳步推进。目前人民银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发布《巴塞尔协议III》增强银行机构稳健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少数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体之一;已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已全部达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出台并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

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监管框架仍然碎片,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

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的取向大幅摆动并受政治的驱动太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监管短板。

,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

我们认为,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危机防范与化解的关键路径,也是应该继续坚持的方向。

四个问题,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治理。

二战后,国际社会从IMF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覆盖了国际政策协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

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IMF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IMF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IMF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IMF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代表性的关键。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进一步强化经济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

各位来宾: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我们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最后,预祝本届陆家嘴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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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继美国之后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药研发国,去年中国企业开展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见图表1)。中国在癌症等关键研究领域也正迅速崛起,成为领军者。投资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今年以来,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股价已飙升110%,是美国同行涨幅的三倍多。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药物研发一直由西方公司主导,这些公司通常被统称为“大型制药公司”。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这些公司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专利悬崖”挑战,预计未来六年总收入将超过3000亿美元的药物将在2030年失去专利保护。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欧美大型制药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有前景的分子,而且越来越多地在中国找到了这些分子。 时机颇为尴尬。美国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因为 中美贸易战目前 只是暂时中止。例如,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对活性药物成分的垄断。坊间传闻白宫计划对中国制药企业采取强硬措施,尽管目前尚未有任何实际行动。然而,在研发下一代药物方面,美国的制药企业及其患者对中国创新技术的依赖程度很可能会加剧,而不是降低。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这一点。今年5月,美国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同意向中国生物技术公司3SBio支付12.5亿美元的费用,以获得在中国境外生产和销售一种实验性抗癌药物的权利(如果获得批准)。次月,其英国竞争对手葛兰素史克与另一家中国公司恒瑞达成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获得一种肺部疾病治疗药物的授权,以及购买另外11种药物的选择权。这些药物的总价值可能高达12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某些里程碑的达成情况。此类交易已不再是例外。今年上半年,大型制药公司签署的全球许可协议中,近三分之一是与中国公司签署的——是2021年这一比例的四倍。 直到最近,中国医药产业还以生产仿制药、供应原料药和为西方公司进行临床试验而闻名。过去十年间,它实现了彻底的转型。审批流程得到简化,针对危重疾病的药物实行优先审评,监管标准也更加贴近国际标准。2015年至2018年间,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员工人数增长了四倍,仅两年就清理了积压的2万份新药申请。获得人体试验批准所需​​的时间从501天缩短至87天。新药产量也大幅增长。2015年,中国仅批准了11种疗法,其中大部分是西方进口药物。到2024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93种,其中42%为国产药物。 这些改革措施与吸引曾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学生和专...

查理·芒格晚年不为人知的故事

 华尔街日报: 查理·芒格 在加州蒙特西托拥有一栋可以欣赏壮丽海景的房子。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增加;绿色向上指向三角形 副董事长亲自设计了整个封闭式社区,当地人称之为“芒格维尔”。他曾告诉一位朋友,他希望在那里度过余生。 芒格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在他在洛杉矶的家中。那房子甚至没有空调。三年前的一次热浪中,朋友们送来了电风扇和冰块,帮他给书房降温。 芒格并不在意。这处住所离他喜欢的人很近,而且能让他参与到一些充满挑战的项目中。芒格并没有选择在海边过平静的生活,而是将晚年投入到大胆的投资、建立意想不到的友谊以及迎接新的挑战中。 两年前 ,芒格去世时 ,距离他 100 岁 生日还有几周。这位亿万富翁投资者是美国最受爱戴的商人之一,他以其机智和智慧而闻名,并因其帮助 沃伦·巴菲特 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打造成一家万亿美元公司而备受赞誉。 芒格人生最后一段出人意料的经历鲜为人知。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押注于一个他曾避之不及60年的冷门行业,从中获利超过5000万美元。他重振房地产业务,与一位年轻的邻居合作,进行大手笔的长期投资,这对于一位九旬老人来说实属罕见。他克服了健康挑战,并努力应对未来。 “甚至在他去世前一两周,他还在问一些问题,比如‘摩尔定律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适用?’”他的朋友杰米·蒙哥马利回忆道,他指的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像计算能力那样获得指数级增长。 朋友和家人说,芒格充满波折的晚年生活为投资者提供了经验教训,也为如何优雅、平静、有目标地老去提供了蓝图。 “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的思维都从未停止过运转,”芒格的继子哈尔·博斯威克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 芒格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与人共同创立了位于洛杉矶的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律师事务所。1962年,他辞去律师职务,专注于投资。后来,他关闭了大部分投资合伙企业,并于1978年加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芒格成为了巴菲特的 顾问和智囊 ,他敦促巴菲特 放宽投资范围, 不再局限于低价投资,而是购买高质量的公司。  “在商业决策上,查理和我是可以互换的,”巴菲特 在1982年说道 。 巴菲特拒绝就本文置评。 沃伦·巴菲特(左)和查理·芒格于2019年出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图片来源: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

欢迎来到百无禁忌的美国

 经济学人: 哈里·杜鲁门 卸任时有很多致富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我绝不会参与任何将总统职位的威望和尊严商业化的交易,无论这笔交易多么体面,”他说。这位下令投放两颗原子弹的总统,靠回忆录的收入和相当于如今每月1350美元的军人养老金生活。 真是个傻瓜!如果杜鲁门生活在21世纪,他现在就可以乘坐私人飞机出席付费演讲活动,向外国政府募集捐款给他的基金会,看着他的女儿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看着他以前的幕僚经营自己的游说机构。总统反映了 他们所处时代的风俗 。杜鲁门遵循自我设定的规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典型特征。那么,到了2025年,当总统接受了某个寻求他支持的国家赠送的波音747飞机和另一个国家赠送的价值13万美元的金条,当他的家人与外国政府达成加密货币合作协议时,美国的规则又是什么呢? 如今的美国已进入“无所不用其极”的时代。这并非始于唐纳德·特朗普,但他加快了步伐,并取消了曾经约束他人的种种限制。只要有政治庇护,规避规则便无妨。富人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们的纳税申报表不会被审计。司法部已撤销了对政客腐败的起诉。其公共诚信部门已被大幅削弱;《反海外腐败法》——一项在水门事件后旨在促进政府廉洁的改革——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以往的总统也曾赦免过捐款人和亲属,但通常只在卸任前夕。今年获得特朗普赦免的人包括一位因洗钱罪入狱的加密货币大亨,以及一位曾向其政治运动捐赠100万美元的人的儿子。 总统家族成员在第二个任期内中饱私囊的方式,如果让杜鲁门总统在世,定会感到震惊,但这在一个3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不过是小事一桩。然而,在关税、出口管制和并购领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特朗普的权力和个人魅力使得企业老板几乎不得不竭力讨好他,这几乎成了一种义务。为新白宫宴会厅(原东翼所在地)捐款的企业中,既有以政府承包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也有寻求并购监管部门批准的公司。 天知道 当只有一个决策者,而且他经常朝令夕改时,花大价钱讨好他就显得尤为重要。华盛顿的游说者过去常常把精力放在国会身上。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对立法者置之不理,转而向客户灌输一种观念:他们能够影响总统或其政治运动。所有这些都在侵蚀法治。政府批准一项合并案或颁发出口许可证,究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还是因为该公司收买了总统的好感?当一切皆有可能时,谁也说不准。 特朗普的反对者很容易对人们热爱金钱和权力,以及二者结合会产生的迷醉感感...

纽约时报:人工智能行业高歌猛进,但泡沫担忧挥之不去

将科技行业这段异常活跃的增长期称为历史性时刻并不为过。 周三,生产构建人工智能所必需芯片的英伟达表示,其季度利润跃升至近320亿美元,同比增长65%,较两年前增长245%。 就在三周前,英伟达成为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微软、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目前市值也都达到了数万亿美元。这四家企业最近季度录得总利润超过1100亿美元。 “关于人工智能泡沫的讨论不绝于耳,”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公司交出漂亮的季报后表示。“但从我们的视角看,情况截然不同。” 但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所有这些看似美好的消息背后都隐藏着不祥之兆。他们与黄仁勋目睹了同样的增长与财富奇迹,却认为这是脆弱的纸牌屋。他们表示,如果崩塌,由此造成的破坏将难以估量。 就连英伟达的增长也并非无懈可击。市场对其芯片的需求并不意味着人们想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仅表明企业正在斥巨资构建人工智能系统,寄望于未来能吸引付费用户。英伟达引领的华尔街涨势仅维持数小时,截至周四收盘该公司股价下跌约3%。科技股大幅回调拖累整个市场,标普500指数当日下挫1.6%。 英伟达强劲的季度业绩曾短暂缓解华尔街对人工智能巨大开支的担忧。   Eric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不过,对人工智能热潮持悲观态度者持有的核心论点是,巨额资金正涌入相关初创企业,而这些公司在数据中心上的支出惊人。 三年前引爆这场热潮的OpenAI目前估值约5000亿美元,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OpenAI的主要竞争对手Anthropic目前估值约1830亿美元。今年2月才创立的Thinking Machines Labs据信估值也已达到数百亿美元。 OpenAI目前尚未盈利,而且预计2030年前都难以实现收支平衡。Anthropic同样处于亏损状态。Thinking Machines则刚刚推出首款产品。 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烧钱。Anthropic近日宣布将 投资500亿美元用于新数据中心的建设 。OpenAI的明星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则表示,公司将为其人工智能事业投入1.4万亿美元用于算力。   “OpenAI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们见过最夸张的‘一直假装下去直到成真’的案例,”D.A. Davidson的科技研究负责人吉尔·卢里亚说。“他们做出的承诺巨大,实际上根本无力承担。” OpenAI与其合作伙伴正斥资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