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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寻求投资机会而流入和流出中国的资金总额首次超过了其贸易引擎所产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 全球领先的股市上涨、中国银行短期债务的大量交易以及外国人购买中国政府债券，都导致了跨境资金流动的增加。
- 中国当局将继续适度开放资本账户，这将有助于北京实现推动人民币全球使用的长期目标，并为中国储户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
“中国制造”标签已在全球商品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非常懊恼——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与世界隔绝。
如今，经过多年的试探性开放，中国已到达一个临界点，其全球影响可能不亚于中国制造业革命。流入和流出中国寻求投资机会的资金总额首次超过了其贸易引擎产生的商品和服务价值。
金融流量超过贸易流量的临界点
股市繁荣和自由化刺激跨境投资热潮
资料来源：彭博社、国家外汇管理局
全球领先的股市反弹带动了近期双向资金流动的激增，今年前七个月双向资金流动规模飙升至前所未有的4.5万亿美元。但这不仅仅是股票市场——中国银行短期债券的大量交易以及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国债的购买也推动了跨境资金流动的增长。
这一历史性转变使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迈进了一小步，这些国家的投资流量至少是贸易额的十倍。这样的对比表明，中国在继续开放资本市场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未来将有更多中国企业进入顶级金融中心，更多在上海上市的股票被海外养老基金持有，更多人民币债券成为全球央行储备的一部分。
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驻香港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夏乐表示：“资本账户流动最终将主导中国的整体流动，就像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情况一样。当局将继续适度开放资本账户。”
中国在金融流动方面仍落后于发达经济体
金融账户总流量与经常账户流量的比率
资料来源：彭博社、官方数据
开放为离岸人民币创造了更深层次的市场，有助于北京实现促进人民币全球使用的长期目标。
在基准债券收益率徘徊在历史低点附近、房价下跌、当局担心国内股市上涨有可能演变成泡沫的情况下，更加自由的资本边界也将为中国储户（拥有23万亿美元存款）提供更多选择。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中国将继续开放市场，这将增加资本账户下的资金流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为投资者创造更多元化的投资机会。即便如此，当局仍将保持谨慎，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资本流动失序。”
前所未有的流量
根据彭博社根据截至7月份的官方数据计算得出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账户（涵盖证券和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动）的月均转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7%。数据显示，如果这一增长速度持续下去，此类资金流将首次超过经常账户（即用于促进国际贸易的账户）的年度转移额。
推动这一增长的因素是跨境买卖股票和债券等境内外证券的资金激增。截至7月份，此类资金转移的月均金额比2024年高出近四分之一，是五年前的三倍。
十年前，人民币大幅贬值引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资金外流，央行动用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恢复投资者信心，此后中国大幅收紧了资本管制。自那时起，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一直是北京的首要任务之一。
正因如此，尽管开放在岸市场早已列入政策议程，但中国一直在以循序渐进、精心策划的步伐推进。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已消除了海外投资者购买在岸债务的大部分障碍，并为本地投资者创造了购买香港上市股票、债券和理财产品的渠道。
但这是一个进两步退一步的现象。2018年至2020年，北京忙于应对与美国的第一轮贸易战，以及随后控制新冠疫情，再次放慢了自由化的步伐。
现在，开放的势头似乎再次回升。
在特朗普政府混乱的关税攻势和不断恶化的预算状况下，全球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元，北京方面正寻求从中获利。近几个月来，政策制定者放松了资本管制，启动了与香港的支付系统，并公布了鼓励一些本地投资者将更多资金投入海外资产的计划。
自7月以来，内地投资者加大了对香港股票的购买力度。由于押注中国刺激计划将帮助经济摆脱通缩，贸易紧张局势也将得到缓解，香港股市应声飙升。上海股市资金流入的回升也推动了金融账户下的资金转移。
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套利投资中国银行短期债券的利润下降，海外资金纷纷将所获 利润汇回国内，推动了资金流动。
开放透明
然而，限制因素依然存在。当局通过配额制度控制大多数资金流出渠道，例如允许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产。未经监管部门批准，居民每年只能购买5万美元外汇。
由于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且中国利率相对于美国存在较大折扣，外国资金也不愿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只有开放透明，中国资本市场才能得到促进和提升，”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前瑞银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纳斯表示。这包括“取消资本管制，为在华外资企业创造更良性的经营环境，以及对货币管理进行重大改革”。
高盛集团分析师等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人民币在全球舞台上将有更大的空间发挥更大作用。
高盛经济学家山晖和宋凯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中国制造业实力的崛起和持续的地缘政治变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是，如何在中国政策制定者希望加强管控与外国企业及投资者更倾向于开放、透明和可预测性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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