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著作，并没有许多人以为的那么具有革命性。
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仅卡尔•马克思一人可以与他匹敌。正如各自领域的达尔文或牛顿，亚当•斯密的思想看起来如此重要，常常连署名都不需要。马克思曾激发了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斯密催生了自由主义革命，包括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转向自由市场经济。阿根廷的自由主义总统哈维尔•米莱就信奉斯密。据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在她同样著名的手袋里放着他最著名的那部著作。
1776年，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到2026年，这本书就将迎来其问世250周年。届时人们在提及这一纪念日时可能都会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声称自己读过这本书。然而，这本书的名声其实大于内容。书里那些真正具有新意的观点比很多人以为的少，而其中的弱点比其现代的仰慕者们承认的多。
苏格兰东海岸的小镇柯科迪是个好地方。除了一个小小的窄巷以亚当•斯密命名之外，镇上几乎已经忘了他曾在那里生活过。亚当•斯密遗产中心难得开放。他创作《国富论》时住的房子也早已不复存在。
柯科迪不为斯密大肆炫耀，这倒是符合这个人的性格。斯密很害羞，不过他很享受和朋友们一起喝波尔多红酒。他终身未娶。他不大喜欢各种仪式性的东西，1746年因为觉得教学质量太差而放弃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他还特别喜欢心不在焉。有一次他沉浸在思考中，穿着睡袍就溜达出了小镇。他曾经用面包和黄油调制饮品，说那是他喝过的最难喝的茶。
尽管如此，他仍然才华横溢。三十出头，他就已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不久之后，他认定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能让他有更大的影响力。1776年他的巨著发表后，读者还想读到更多。但斯密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写出一部像样的后续作品。1790年弥留之际，他嘱咐烧掉自己的手稿。
斯密的普遍形象是颂扬自我利益。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曾称他是个“杂种弱智的苏格兰人”，说他“建议读者仇恨主神，诅咒主的律法，觊觎邻人的财富”。很多人如今把斯密和“贪婪是好事”这句话联系起来，这句源自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斯密的这句第二著名的引言，不这样理解又能怎么理解呢？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译文采用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4页。）
许多人还认为，斯密是个结果论的自由主义者。简化说来，就是当政府退居一边，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就能带来近乎社会最优的结果——哪怕人们行事自私自利。这是米莱、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信奉的观点。根据斯密最著名的这句引言：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国富论》上卷第14页。）
不过，在一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等专家发展起来的产业里，学者们一直在鼓励人们更仔细地阅读斯密的著作。这样做时，对斯密的描画性误解就消失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开篇就明确地反对贪婪是好事：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译文采用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页。）
在这本书里，斯密提出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个人类决策模型。他坚称，一个人做决定并非完全出于自私的冲动。相反，他或她会和他人商量——有时是和家人朋友商量，但有时是自己和自己商量。“公正的旁观者”是一种内心独白，是评判我们行为的第三方。
这位公正的旁观者揭示了“屠夫、面包师”引言的真义。交换能进行，是因为双方都能以自己的提议打动对方：面包师问你会不会喜欢我的面包，屠夫问你会不会喜欢我的羊肉。斯密说，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需要想象对方想要什么。好的交易者会“不论何时，都努力依循对方所能接受的程度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便以对方的利益为代价也要提出自己的要求”。（《道德情操论》第218页）。相反，两个绝对自私的人是没法达成交易的：
“谁曾见过一只狗用一块骨头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而又审慎的交换？谁又曾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的叫声向另一种动物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交换那个？”（《道德情操论》第12页。）
斯密对动物的认识是错误的，不过柯科迪确实没有黑猩猩。更重要的是，他的论点与人们的普遍理解几乎正好相反。不是自私创造了肉类、啤酒和面包的市场。相反，是那些市场鼓励人们在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也为他人着想。斯密汲取了同时代“甜蜜的商业”这一思想，这种思想见于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中。孟德斯鸠认为，市场使人们变得文明，软化行为举止，令社会和平安宁。按照这种观点，在资本主义之下，人类不再像狗一样打架。
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普遍理解更是差得离谱。斯密借用的是莎士比亚《麦克白》里的一个短语：在谋杀班柯之前不久，麦克白曾说起“血腥和无形之手”。斯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只提到三次这个短语，而且是在三个不同的语境下——和价格机制毫无关联。“斯密并不特别看重看不见的手，”哈佛大学的埃玛•罗思柴尔德写道。
事实上，斯密经常偏爱政府那只“有形的手”。他敦促国家提供教育。他赞成在法律上规定利率的上限。如今，几乎所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蔑视美国的《琼斯法》，它要求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要使用在国内建造、为国内所有且主要由国内人员配备的船舶。相比之下，斯密则赞同英国类似的《航海法》。
斯密承认市场的好处，也承认市场的代价。看他那个著名的制针厂例子。厂里的分工使得工人能制作出比单独工作多出数千枚的针。斯密认为，分工完美的国家会富起来。然而，他也担心终生从事几种简单操作会让一个劳动者“迟钝到无以复加”。斯密认为代价大于好处吗？这很难确定。
《国富论》问世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但因此称斯密为“经济学之父”是否名正言顺？那也许有点过头了，原因有三。斯密的文风花哨，他犯过奇怪的错误，而且许多并非他首创的观点都归到了他的名下。
先说这本书本身。它满是冗长而曲折的句子，远不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那样好读。即使在18世纪70年代，人们也觉得这本书很难消化，当时有篇书评指出这本书“有时可能被认为太啰嗦”。难怪连斯密的学者都承认他们从未一口气读完这本书。
其次，斯密有时会搞错经济学——不只是因为他支持《航海法》。在《国富论》中，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决定产品价格的是其中蕴含的劳动量，而不是产品的有用程度）。这个理论误导了经济学家几十年，并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剥削来自工人为创造商品付出的劳动与他们因此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差额。没有斯密，也就不会有马克思。
第三，斯密提出的经济学核心概念比你想象的少。他没有创造GDP这个概念（17世纪60年代的威廉•配第大概享有这一荣誉）。他不是第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比他更早。斯密也不是第一个认识到分工的好处的人。柏拉图比他早了两千年。
一些人认为，《国富论》的革命性不在于某个观点，而在于它的方法。斯密经常以他最爱的波尔多红酒为例，将“经济”视为一个有规律的系统。他没有使用“均衡”这个词，但他显然理解供求的相互作用。当政府干预时，它们就会扰乱这个过程。这些都很有意思，但这些想法在18世纪末的欧洲很普遍。
最后，来看看他的学术诚实如何？斯密那个时代关于剽窃的规定很模糊。人们常常间接引用他人，或者假定读者已经知道某个观点源自谁。碰巧的是，斯密对自己见解的独创性非常在意，会斥责那些他认为偷窃了自己观点的对手，包括另一位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他曾在1767年这么做过。
这使下面的情况显得可笑：《国富论》包含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萨利姆•拉希德婉转称为“未获承认的借用”的内容。斯密没有提及弗格森对分工下工人异化的分析。又拿制针厂为例。斯密亲自观察过吗？也许有过——他游历过不少地方。不过，有间接证据表明，他是从法国人的著作《百科全书》中“借用”了这个想法，包括对针如何制作的细节描述。在谈到剽窃的指控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耸耸肩说：“这个问题似乎永远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
所以，在2026年为《国富论》干杯吧。不过没必要动用酒窖里最好的那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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