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继美国之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药研发国，去年中国企业开展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见图表1）。中国在癌症等关键研究领域也正迅速崛起，成为领军者。投资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今年以来，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股价已飙升110%，是美国同行涨幅的三倍多。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药物研发一直由西方公司主导，这些公司通常被统称为“大型制药公司”。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这些公司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专利悬崖”挑战，预计未来六年总收入将超过3000亿美元的药物将在2030年失去专利保护。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欧美大型制药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有前景的分子，而且越来越多地在中国找到了这些分子。
时机颇为尴尬。美国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因为中美贸易战目前只是暂时中止。例如，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对活性药物成分的垄断。坊间传闻白宫计划对中国制药企业采取强硬措施，尽管目前尚未有任何实际行动。然而，在研发下一代药物方面，美国的制药企业及其患者对中国创新技术的依赖程度很可能会加剧，而不是降低。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这一点。今年5月，美国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同意向中国生物技术公司3SBio支付12.5亿美元的费用，以获得在中国境外生产和销售一种实验性抗癌药物的权利（如果获得批准）。次月，其英国竞争对手葛兰素史克与另一家中国公司恒瑞达成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获得一种肺部疾病治疗药物的授权，以及购买另外11种药物的选择权。这些药物的总价值可能高达12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某些里程碑的达成情况。此类交易已不再是例外。今年上半年，大型制药公司签署的全球许可协议中，近三分之一是与中国公司签署的——是2021年这一比例的四倍。
直到最近，中国医药产业还以生产仿制药、供应原料药和为西方公司进行临床试验而闻名。过去十年间，它实现了彻底的转型。审批流程得到简化，针对危重疾病的药物实行优先审评，监管标准也更加贴近国际标准。2015年至2018年间，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员工人数增长了四倍，仅两年就清理了积压的2万份新药申请。获得人体试验批准所需的时间从501天缩短至87天。新药产量也大幅增长。2015年，中国仅批准了11种疗法，其中大部分是西方进口药物。到2024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93种，其中42%为国产药物。
这些改革措施与吸引曾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回国的举措相辅相成。许多被誉为“海龟”的归国人员，带着创办生物科技公司、与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经验回国。简化融资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规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
早期成功迹象已经显现。2019年11月，百济神州（原名百济生物）成为首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本土抗癌药物。此后，更多药物获得批准。但该行业真正的重大时刻出现在去年9月，当时一家小型中国生物技术公司Akeso Bio研发的肺癌药物在临床试验中超越了默克公司的重磅药物Keytruda。
红丸崛起
中国制药企业迅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们能够快速创新，研发出“快速后续药物”，这些药物在现有药物的安全性或递送方式上有所改进。在此基础上，他们得以进军“首创药物”领域，研发针对新靶点（例如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或基因）或新机制（例如阻断或增强靶点功能）的药物。据清华大学陈子萌及其团队去年发表在《自然综述：药物发现》（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的研究显示，快速后续药物和首创药物目前占中国制药行业研发管线的40%以上。复星医药的王兴利表示，研发快速后续药物的经历赋予了中国制药行业“研发首创药物的勇气”。
第二个原因在于其他流程的速度、规模和低成本。中国企业从药物发现到开始人体试验，所需时间约为全球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人体试验本身——通常是新药研发中最慢的阶段——进展也更快。庞大的患者群体使得招募患者更加容易，而庞大的试验中心网络也加快了研发进程。这种模式已被证明对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研发尤为有效，ADC是 一种新型疗法，在对抗癌症方面似乎特别有效。一位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表示，中国的吸引力在于众多企业都在进行试验：“你可以挑选出最终的赢家，从而提高药物获批的几率。”
癌症仍然是中国企业关注的重点领域，但它们也在不断拓展其他领域。减肥药是热门目标。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公司生产的两种广受欢迎的减肥药——Wegovy和Ozempic——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的专利将于明年在中国到期。这引发了仿制药的研发热潮。然而，本土企业并非只是简单地复制。彭博资讯（Bloomberg Intelligence）是一家研究公司，据其估计，全球目前有160种新的减肥药正在研发中；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尽管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药品市场，但在这里盈利仍然十分艰难。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2023年中国处方药销售额约为1250亿美元，仅为 美国的六分之一。目前，大部分销售额仍来自仿制药。新药仅占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到2028年这一比例可能上升至三分之一。即便如此，市场对价格的敏感度依然很高。国家医保覆盖了大部分药品采购，集中了医院的需求，迫使制药公司展开竞价。为了获得医保覆盖，制药商往往不得不将价格降低一半甚至更多，才能覆盖更广泛的患者群体，或者只能接受规模小得多的私人市场。
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其他海外市场如此诱人。进入这些市场最常见的途径是通过与西方公司签订许可协议。一些中国公司现在希望分得更大的蛋糕。一种日益流行的模式是“新公司”（NewCo），在这种模式下，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设立一家法律上独立的公司（通常由外国投资者支持），并将有前景的资产剥离到这家新公司中。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制药公司看起来极具吸引力，价格低廉。上市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市值不到其美国同行的15%。前期许可费通常比全球同类交易低三分之二，交易总额约为全球同类交易的一半。
新公司模式的另一优势在于，它可以帮助缓解中国制药企业在海外面临的一些政治担忧。然而，其他担忧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数据隐私方面。临床试验中患者数据的共享受到隐私规则和相关审查流程的制约。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仅基于在中国进行的试验而批准的药物采取了严格的审批态度。今年6月，FDA暂停了所有将美国人基因数据输出到中国的新临床试验。2025年4月，一个由包括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内的国会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中国在药物研发方面的优势，加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可能很快就会使其企业超越美国。施密特和其他一些人对制药和生物技术交叉领域的安全风险感到担忧。
谨慎乐观也有其理由。更多的竞争通常意味着更多治疗方案和更低的成本。对于长期以来无法获得尖端药物的患者而言，中国的崛起有助于缩小差距。这对于贫困国家那些亟需这些药物的患者来说尤为重要。对中国制药企业而言，真正的考验不仅在于研发出有效的创新疗法，还在于打入新市场并克服相关的监管障碍。王先生指出，大多数西方巨头用了一个世纪才达到今天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中国的制药业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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