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当美国和苏联为了争夺欧洲的灵魂展开多线文化和政治斗争时，美国部署了一件强大的武器：家用电器、服装、彩电、体育用品和罐装汽水。
美国发起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宣传活动，向世界推销其价格实惠、种类繁多的消费便利产品。这场宣传活动始于马歇尔计划时期的西柏林。1950年，美国国务院在那里建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贸易展馆，里面摆满了数千种日常用品，供大西洋彼岸日益壮大的郊区中产阶级使用。在第一次展览中，一栋样板房从明尼阿波利斯运了过来。在之后的展览中，演员们通过产品演示，描绘了核心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微波炉快速做好晚餐，把衣服扔进电动洗衣机和烘干机，和孩子们一起看电视。这些展览是向厌战、同情共产主义的欧洲人推销美式资本主义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宣传活动之一：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入，一睹非常陌生的现代生活理念——首先是在柏林，然后是西德和意大利，最后是在苏联本土。1959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展览上，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因展示美国式颓废而对他的导游、时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勃然大怒。在随后的几年里，赫鲁晓夫试图对抗这种宣传，不是通过反对消费主义，而是通过在国家媒体上拥抱它，承诺类似的苏联产品已经或很快就会上市。 （他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历史学家格雷格·卡斯蒂略（Greg Castillo）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此举适得其反，证实了美国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普通苏联人眼中优越性的说法。“消费欲望的失控膨胀最终导致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破产，”他写道。人们一旦看到洗碗机，就想要一台。
美国人仍然想要洗碗机、iPhone、新款运动鞋、塞满衣服的衣柜以及杂货店里琳琅满目的水果蔬菜。卡斯蒂略将马歇尔计划的口号描述为“通过提高购买力来赋予公民权利”，该计划在推行到国外之前，先在国内进行了微调，现在仍然是美国身份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如今，家庭消费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70%，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提供如此丰富的产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发展生产能力。尽管美国人在调查中一直表示更喜欢美国制造的商品，但几十年来他们的实际购买习惯表明，在购买时，可负担性和丰富性压倒了对国内制造的任何意识形态偏好。
近一个世纪以来，两党领导人齐心协力，确保进口商品带来的消费者便利持续喷涌。长期以来，干预美国人与自身生活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第三轨”之一——少数尝试过的人，即使出于好意，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足以警示后人。（例如，吉米·卡特总统就曾向公众宣讲节俭的美德，但效果并不理想。）
特朗普团队似乎并不在意。“获得廉价商品并非美国梦的本质，”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今年3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表示，他驳斥了普遍存在的担忧（尽管实质上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忧），即政府严苛的关税制度将导致各种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和短缺。从历史事实来看，贝森特错了，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只是因为他的观点并非极尽美化之能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就致力于降低消费品价格——“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将消除通货膨胀，让美国再次变得负担得起，降低所有商品的价格，”他在2024年8月蒙大拿州的一次集会上对人群说道。如果特朗普继续推进那些几乎肯定会再次打击美国人购买力的政策，他将促使美国人重新思考繁荣的真正含义——这种被迫的反思至少可能会让他的政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付出巨大代价。投资者不必等到2026年11月才能投票，他们已经导致金融市场暴跌，因为他们确信特朗普的贸易举措将引发经济衰退。
消费主义一直被用于政治目的。19世纪下半叶，消费体系兴起之时，工业革命开启了美国社会的广泛重构：人们开始大批涌入城市，在工厂、银行、报社等机构就职。企业活动监管放松，私营企业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实力增强。一个由富裕的工业家组成的阶层应运而生，同时，一个由办公室职员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应运而生。
新阶级创造新的阶级政治。美国的强盗大亨们惯于收买政客，并暴力镇压罢工，他们的名声比如今的亿万富翁还要糟糕。然而，工业家们却拥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价格实惠的消费品。工厂可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生产出琳琅满目的产品，而城市里的上班族比工厂里的同事收入更高，闲暇时间也更多，是这些商品的理想买家。工业家们与美国蓬勃发展的百货商店老板勾结，向白领阶层推销消费，以此证明富人也在关注普通民众。历史学家威廉·利奇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欲望之地：商人、权力与新美国文化的兴起》中写道：“他们想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而不是他们的雇员或其他工人，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消费，而不是生产，才是民主的新领域。 ”作为消费富足的回报，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会轻信商界和政界领袖的言论，他们会说政府开支大、浪费，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精简，以遏制懒惰和不劳而获。作为回报，他们的税率会很低，而且如果他们努力工作，消费主义的力量将为他们提供购买任何他们想要或需要的东西的机会——没有官僚会替他们决定如何花钱。
结果，我们拥有了价格实惠的洗碗机和高效的家用干衣机——这类东西在欧洲仍然远不常见，那里的人们普遍接受了与资本家达成的更为温和的协议——但却得不到基本医疗保健或带薪病假的保障。用全民医保换取未来有一天能装修一个装点一应俱全的漂亮美式厨房的机会，这并非每个出生在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人都会庆幸自己的祖先做出的选择，但你完全可以称其为一种交易。
特朗普政府于4月启动了所谓的“解放日”关税政策，随后又推迟了除中国之外大多数贸易伙伴的关税。这并非交易，而是一种牺牲，尤其是在国会共和党人正在考虑削减美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华盛顿正在撤回一项百年协议，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替代方案。即使这些关税最终能成功吸引制造业就业岗位回流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认为这一结果永远不会实现——任何好处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在此期间，数百万人的家庭预算将严重缩减。美国人对从鸡蛋到医疗保健再到住房等各种商品的可负担性已经怒火中烧，这似乎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为他增强了低收入选民的支持率。种种迹象表明，低收入选民群体的消费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此外，许多经济学家警告称，特朗普的贸易、移民和政府支出政策可能导致经济陷入衰退，数百万美国人面临失业的风险。
但这些变化的物质影响并非唯一问题。美国人或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倾向于通过消费身份来想象自己。无论喜欢与否，我们的购买决策都教导我们构建自我意识、传达价值观、维护自主权。从历史上看，这让政治领导人的日子过得更轻松：那些最乐于通过消费选择表达自我的人，不太可能以其他可能更麻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些选择进行严厉打击，很可能会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考虑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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