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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在走钢丝

彭博社: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得没错,他曾表示,每一位继他之后的美国财政部长都将面临疲惫的债权人质疑美国债务强度的困扰。全球投资者看重美国这个最重要的经济体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担任财政部长的人,每一句话都会被仔细审视。汉密尔顿曾写道:“舆论是其灵魂。”戏剧化的表现至关重要。

即使在最好的时期,这份工作也要求部长既是美国经济的掌舵人,又是总统经济愿景的主要倡导者——这两个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但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面临a的是一种尤为棘手的平衡。他既是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的经济议程的代表人物,又是美国主要的债券推销员,负责维持投资者对2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市场的信心。目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与使美国债券如此特殊的核心理念——可预测的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玩一场危险的博弈。贝森特能否找到方法同时让市场和总统满意?
增长与关税
在短短两个多月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测从强劲的GDP增长转向了对全球衰退的警告,这主要源于特朗普的贸易战。甚至在“解放日”之前,相互矛盾的信息就已经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白宫一天提出针对性的、渐进式的关税,第二天又泄露可能实施普遍关税的消息。但特朗普在4月2日公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进口税计划,导致股票和债券市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下跌。标普500指数一度蒸发了约6万亿美元的价值,直到贝森特帮助促成了对尚未报复的国家的90天关税暂停。
市场此后部分恢复——标普500自4月2日起已弥补了大约一半的损失。但这场自找的危机造成的一些损害可能是不可逆的。美国作为避险资产的美元和国债,因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信心的丧失而受到打击。中国则受到145%的关税重创,且看不到缓解的希望。持续的政策反复无常可能将强劲的美国经济推向衰退,而此时美联储仍在与通货膨胀作战,这意味着对财政政策问题的任何回应都将变得复杂。

贝森特对这类言论并不为所动。尽管4月9日国债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抛售,他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上表示,市场反应没有“系统性”问题。在政府暂停对等关税以启动谈判后,他依然坚称美国不会出现衰退。
贝森特曾暗示,他并非4月2日关税宣布的推动者,但目前在90天的暂停期间负责谈判。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暂停宣布前于福克斯商业频道上表示:“让斯科特有时间”进行谈判。在4月14日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贝森特透露他密切关注华尔街的恐惧指标VIX,称其“可能已达到顶峰”,并表示关税谈判将是一个“有序的过程”。这正是交易员们想听到的。

未来,随着市场从狂热中逐渐平静,戏剧化的表现将更加重要。交易员和投资者将从贝森特的电视露面中寻找线索,了解与美国贸易伙伴的关税谈判进展。他可能需要避免使用像“笨蛋”这样的词来形容国家元首,就像他3月似乎暗指贾斯汀·特鲁多时那样。他还要避免重蹈蒂姆·盖特纳2008年在现金室发表的那场臭名昭著的演讲覆辙,那次演讲导致CNBC画面一分为二,一边是奥巴马总统新任命的财政部长支支吾吾地发表缺乏细节的首次演讲,另一边是股票随着他每句话下跌的滚动列表。盖特纳后来承认那次演讲“糟透了”。
国债与DOGE
贝森特的另一个头痛问题是来自一位发明家转公仆的干预。埃隆·马斯克正试图将他成为世界首富的颠覆性智慧应用于美国政府支出的古老但至关重要的支付系统。
马斯克缩小美国政府规模的使命让财政部鲜为人知的财政服务局备受关注。该局负责管理支付系统的分散工作——基本上是美国的支票簿。88%的美国政府支付(每年总计5.46万亿美元)在此处理,包括管理庞大的国债,这项工作几十年来一直保持非政治化且鲜为人知。马斯克希望进行全面技术革命并简化该系统:升级几十年的老旧技术,通过解雇多年来运行这一敏感系统的公务员来削减劳动力成本,并重新考虑社会保障、50个州的援助及其他国会批准的支付。
马斯克已证明他能改变整个行业。但特朗普决定将这种狂热的能量直接带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冒险的。自1789年纽约银行向联邦政府提供第一笔5万美元贷款以来,美国的借贷体系一直被小心管理;财政部长的主要工作是保护汉密尔顿称为“国家福祉”的美国债务。即使是债券管理系统的微小故障也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贝森特这位曾在乔治·索罗斯手下工作、熟悉政府政策与市场交汇的前对冲基金经理,将面临任何后果的压力。

应对危机与制造危机
危机本质上无法预见。美国需要一位能带来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财政部长,但在国家经济信仰面临危险、对其要求最高时,这份工作突然需要一位愿意创造性思考并突破权力界限的人。
以萨蒙·P·蔡斯为例。1862年,内战几乎耗尽了财政部的金银储备,迫使当时的财政部长采取一度被视为“不道德”的行动以避免经济崩溃。蔡斯大胆创造了不以金属而以纸张及年轻国家的信用为支撑的货币。一个半世纪后,汉克·保尔森在2008年半开玩笑地向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下跪,寻求帮助避免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
在危机中,财政部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不惜一切”仍是个未知数。总统比第一次任期更少受约束,“解放日”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需要,贝森特能在独轮车上走钢丝以救经济吗?他正在应对美国自找的危机,而真正的黑天鹅事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挑战。
其中一个潜在危机可能与今年夏天需要提高债务上限有关。这场斗争通常风险很高,曾两次引发美国债务信用评级下调,最近还引发了警告。国会的高度党派分歧、不可预测的特朗普以及马斯克的技术团队冲击政府,可能正是引发市场危机的完美风暴。
错过支付或推迟国债拍卖不会是小事——这将在全球引发灾难。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卢卡斯表示:“如果我们有一次糟糕的国债销售,净效应将非常严重。”他正领导一个国会工作小组,审查美国国债市场的韧性,此时全球正在质疑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赤字是否过高。
另一个可预见的危机可能是对美元——世界储备资产——信心的持续下降,这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力量。自全球关税宣布以来,美元已下跌超过3%,尽管经济理论预测关税会推高美元。这部分与市场预期美联储降息以支持受关税挤压的经济的预期有关,但也与交易员对美国政策制定者失去信心有关。

美元的全球角色要瓦解需要很多条件,过去半个世纪这种预测屡见不鲜。贝森特对此动态了如指掌:他因做空英镑而名声大噪。但当前威胁的复杂组合对美元霸主地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些威胁包括拜登政府2022年对俄经济制裁后暴露的脆弱性、美国选民在世界秩序分裂时选择孤立主义总统——尽管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融资来应对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堆积,以及特朗普持续与使美元成为吸引投资的美国民主制度——法治、独立央行、新闻自由和独立法院——发生冲突。
走钢丝
贝森特现在必须证明,他有足够的分量胜任这份因老板的反复无常而变得更加艰难的工作。应对经济危机需要与国际同行的密切关系,而贝森特因2月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而冷落了这群人。
下周,当数十名官员飞往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时,贝森特终于将与这群人进行一次快速会面。他需要向其他财长保证,他老板的议程不会让他们的经济崩溃或破坏他们的安全。同时,贝森特必须继续向特朗普保证,审慎的关税谈判方式对经济有利且符合他的更广泛目标。

在某种程度上,财政部长的成败取决于与总统的关系,这意味着贝森特必须保持特朗普的青睐。乔治·W·布什在找到如今传奇的保尔森之前,换了两任财政部长。在此之前,有保罗·奥尼尔——布什戏称其为“大O”,他在非洲与U2乐队的博诺一起追求水安全而自行其是——还有约翰·斯诺,他更多是个啦啦队长,而非创新的政策制定者。
贝森特可以从2017至2021年特朗普的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身上汲取教训。姆努钦最初被经济传统主义者嘲笑,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早期的许多内阁成员一样,但他如今被赞誉为在世界适应民粹主义美国时的缓冲力量。他在特朗普的经济孤立主义与华尔街的脆弱性之间充当了减震器,但他对老板总体使命的忠诚是显而易见的。当他与特朗普意见不合时,姆努钦选择沉默,而不是提供可能后来被证明虚假的保证,从而损害自己的信誉。
世界希望有一位理解经济和金融以及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重要性的财政部长。他们的工作是实施总统的经济议程——但当动荡来袭时,投资者希望有一位能以个人信誉为赌注保护美国经济的部长。
作者:彭博新闻社华盛顿高级记者萨利哈·莫辛,著有《纸兵:美元武器化如何改变了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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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人: 自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离岸金融的末日似乎一直悬而未决。201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 FATCA ),要求外国金融公司披露美国公民的资产。一年后,时任法国总理兼 二十国集团(G20 )主席的尼古拉·萨科齐大胆宣布,避税天堂将面临全球孤立。2016年,调查记者曝光了“巴拿马文件”,这是一批追踪数十万逃税者的海量文件。这些披露促使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强制离岸金融中心建立受益所有权登记册,并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共享信息,否则将面临制裁。 此后几年,萨科齐先生因选举资金违规行为短暂入狱后,反而遭到了社会的排斥。相比之下,离岸金融中心在某些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2010年至2024年间,企业离岸资产总额的增长速度是世界 GDP 增速的一半,名义价值翻了一番多,达到64万亿美元(见图表1)。截至去年年底,企业用于在境外筹集资金的国际公司债券未偿总额中,有31%是在离岸金融中心发行的——创历史新高,高于2010年金融危机后24%的低谷(见图表2)。 图表来源:《经济学人》 近期离岸金融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剑桥大学的杰森·沙曼所观察到的,“保密的重要性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高。”监管宽松也是如此。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安德鲁·莫里斯是 离岸 金融 领域 的另一位学者,他解释说,由于规模小、反应灵活,避税天堂在某些领域的监管更为完善。这使得它们对再保险、私募信贷基金和新兴市场财富等快速增长的金融领域尤为具有吸引力。这也促使它们有动力避免被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列入黑名单。 离岸再保险和私募市场基金的增长密切相关。近年来,向美国客户销售保证收益年金的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大量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私募资产。它们还将越来越多的负债和资产转让给再保险公司,从而减轻了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使其能够销售更多年金产品。这些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例如私募股权、私募信贷、房地产和风险投资——通常由华尔街私募市场巨头(如阿波罗和 KKR) 通过注册地设在离岸的基金代表再保险公司进行管理。 图表来源:《经济学人》 人寿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私人资产管理公司(如今,后者往往持有前两者的股份或与其密切合作)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有时被称为“百慕大三角”,因其在加勒比海地区蓬勃发展而得名。百慕大之所以成为这片沃土,是因为其监管机构允许再保险公司以低于美国要求的资本为其持...

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搞砸欧洲的?

 经济学人: 从前,欧洲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横向的。富裕的西欧人开着宝马车,去国外度假;而较穷的东欧人自己修理电器,排队买面包。但原共产主义国家三十年的追赶式增长,终结了那种调侃罗马尼亚汽车最高时速是“下坡”的笑话。如今,欧洲的不平等有了一个纵向维度——沿着家族代际延伸。由于房价高企而无法从父母家多余的房间搬出去的年轻人,怀疑自己成年后是否还能过上童年时熟知的那种生活。有工作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缴纳巨额税负,为那些刚过壮年就退休的老年人的养老金买单。与老龄化相关的成本消耗了欧盟GDP的四分之一,随着欧洲这个老大陆进一步老化,这一数字不太可能下降。作为欧洲年轻人,会感觉自己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代际“骗局”的参与者。 如果欧洲的福利国家看起来像一个传销骗局,那么“婴儿潮一代”就是它的法老们。1945年后20年间出生、年龄大约在60至80岁之间(嗨,妈妈!嗨,爸爸!)的这 bumper 一代,希望作为几个世纪以来首个没有在欧洲大陆挑起战端的世代被载入史册。社会学家当然会褒扬上世纪60年代,当时婴儿潮一代试图用摇滚乐取代沙文主义。但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评价就没那么好了。婴儿潮一代依靠从那时起就已过时的人口趋势,给自己提供了慷慨的养老金。这些成本拖累了欧洲。如今的祖父母一代继承的是一个战后重建的欧洲;他们留下的欧洲,将需要在他们造成破坏后进行修复。 这场代际掠夺中最明显的战利品是房子,婴儿潮一代当年以极低价格买下这些房产,如今它们价值数百万。没错,当年他们为此以高得吓人的利率借钱——但在还清抵押贷款后,随着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他们从中获利。即使经通胀调整后,欧洲的房价在短短十年间也上涨了四分之一,房租的涨幅也超过了收入。这样一来,婴儿潮一代仅仅是运气好,却让他们感觉自己仿佛有理财头脑,其结果是让年轻人被锁在拥有住房的门外。一直长到中年还住在父母家(可以推测,不管妈妈的厨艺多好,这都不完全是自愿的)的欧洲人比例长期稳步上升。在1980年代出生的人中,近四分之一在30岁时仍住在家里,是1960年代出生的人比例的一半。过去拥有住房是实现财务独立的途径,现在看来,等着继承房产是更好的选择——如果可以继承到的话。 欧洲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老年人拥有昂贵住房的地方。但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已把更多的老龄化成本转嫁给了年轻人。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其他大多数富裕地区,65岁以上老人的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