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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 |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中下旬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从当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
根据《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资产分布分化明显;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 金融资产。

第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为56.5%,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负债最高20%家庭承担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

第三,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我国为17.1%)。

第四,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9.1%,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0.93);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偿债收入比为18.4%,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第五,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城镇居民家庭资 产分化明显,金融资产占比低,房产占比超七 成

  •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 将家庭总资产由低到高分为六组,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0%,其中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




第二,区域间的家庭资产分布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资产水平高。 分经济区域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97.5万元、253.4万元和296.0万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仅占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三分之一左右。

分省份看,家庭资产最高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北京、上海和江苏,最低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新疆、吉林和甘肃。其中,北京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约为新疆居民家庭的7倍。



△图1 各省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

第三,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多资产。 将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总收入最高20%家庭所拥有的总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总资产的半数以上。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户均总资产1204.8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户均总资产的13.7倍。

第四,户主的年龄、学历水平及职业均影响家庭资产分布。 一是家庭总资产随户主年龄的提高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户主年龄为56~64岁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18~25岁的户均总资产最低。二是户主的学历水平越高,家庭户均总资产越多。户主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三是户主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家庭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其余家庭总资产均低于平均水平。



△图2 户主分组(年龄、学历和职业)的家庭资产分布

  • 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房产是其主要构成

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户均253.0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八成。



△图3 家庭实物资产构成情况

第一,住房是家庭实物资产的重要构成,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相对均衡。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和美国相比,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



△图4 中国和美国不同收入组的住房拥有率

居民的住房拥有情况相对均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63.7%,低于我国32.3个百分点。按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仅为32.9%,而我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为89.1%。

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住房数量越多,其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反而越低。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的总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为64.3%,有两套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62.7%,有三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51.0%。这主要是因为多房产家庭在解决了基本住房需求后,更倾向于多元化资产配置。

第二,商铺及厂房等经营性资产是家庭资产差距大的重要原因。 受调查家庭中,15.9%的家庭拥有商铺或厂房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均值为257.5万元,占其家庭总资产的33.1%。拥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776.8万元,是没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3.4倍。

家庭总资产越多,经营性资产的拥有率越高,经营性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越大。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10%的家庭中,近半数的家庭拥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35.6%;而资产最低20%家庭中仅有3.5%的家庭拥有经营性资产,其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22.4%。

  • 金融资产分化明显,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

受调查家庭中,有99.7%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偏低,比美国低22.1的百分点。







△图5 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第一,金融资产的分化程度更明显。 将家庭分别按照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金融资产最高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所有样本家庭的58.3%,而实物资产最高10%家庭拥有的资产占比为47.1%。可见,金融资产的不均衡程度更显著。

第二,居民投资偏稳健,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率高。 调查显示,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高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受调查家庭中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99.6%,户均35.2万元;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59.6%,户均50.1万元。从调查样本整体看来,户均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35.0万元,占总金融资产的比达到53.9%,高于风险金融资产。

第三,高资产、高学历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金融资产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持有风险金融产品的比率稳步提高。将家庭总资产排序,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87.9%,最低20%家庭的持有率为29.8%。而且,总资产越多的家庭参与各类金融市场的程度越高,高资产家庭在各类金融产品上的持有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6 不同资产组和不同学历水平居民家庭的各类金融产品持有率

从学历水平看,学历越高的家庭金融资产表现形式越多元化。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户主学历水平的提高,家庭持有活期与定期存款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持有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及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高学历群体通常更了解相关的金融知识和信息,加之其往往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资产,因而在满足了预防性需求后更愿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房贷是主要构成部分

第一,家庭负债参与率较高,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运用杠杆现象较为普遍。受调查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56.5%。分地区看,东北地区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最低,为42.1%;东部、中部分别为57.9%和55.7%;西部地区最高,为60.1%。




有负债的家庭中,户均家庭总负债为51.2万元。其中,53.8%的居民家庭负债余额在30万元以下,35.6%的家庭负债余额在30万~100万元,10.5%的家庭负债余额在100万元以上。按照家庭负债余额从低到高排序,负债最低20%家庭的户均总负债3.2万元,所承担的负债仅占全部样本的1.3%;负债最高20%家庭的户均负债157.3万元,所承担的负债占全部样本的61.4%。

第二,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为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 从负债来源看,城镇居民家庭的负债以银行贷款为主。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户均银行贷款49.6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96.8%。银行体系外的负债占比低,仅为3.2%,其中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产品贷款的户均负债额分别为1.2万元和0.1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分别为2.4%和0.2%。

从负债用途看,房贷是家庭负债的基本构成。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调查显示,75.9%的居民家庭将负债用于购房,24.8%的居民家庭用于日常消费,12.8%的居民家庭用于买车或车位,9.6%的居民家庭用于装修或购买家电,9.3%的居民家庭用于实体经营,9.0%的居民家庭用于教育,3.9%的居民家庭用于医疗,2.3%的居民家庭用于金融投资。

第三,富裕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更高,且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低资产家庭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高,为63.3%,且负债中97.1%为银行贷款。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低,为38.6%。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来源中,89.4%来源于银行贷款,远低于其他家庭;9.0%来自于民间借贷,远高于其他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低资产家庭往往收入较低,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相对困难,因而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第四,居民家庭负债集中于中青年和高学历家庭。 受调查家庭中,户主年龄为26~35岁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高,为73.1%。随着年龄的提高,家庭负债参与率有所下降,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低,为25.1%。家庭负债参与率与户主的学历成正比,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负债参与率越高。



△图7 按户主年龄和学历分组的家庭负债参与率


家庭净资产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较美国均衡

将居民家庭的资产扣除负债,得到的净资产更能真实地反映居民家庭的财富水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家庭净资产中位数为141.0万元,比均值低148.0万元。

居民家庭净资产分化程度高于家庭总资产。将家庭净资产从低到高排序,净资产最低20%家庭的净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2.3%,而最高20%家庭的净资产占64.5%。对高资产组家庭作进一步细分,最高10%的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49.0%,最高1%的家庭占17.1%。




与美国相比,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分布相对均衡。2016年,按家庭净资产排序,美国全国最高1%的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38.6%,略高于随后9%家庭的38.5%,而其余90%的家庭仅占22.8%,不到三分之一,说明美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向最富裕家庭集中的特征明显。我们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中,这三个比例分别为17.1%、31.9%和51.0%。即使假设我国乡村居民家庭的净资产均为零,将这些零资产的样本按乡村人口占比加入调查样本后,新样本中最高1%、随后9%和其余90%的家庭净财富占比分别为21.9%、38.5%和39.6%,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相对均衡。


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

总体看,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9.1%,低于美国的12.1%。其中,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14.8%,中位数为15.8%。




从资产负债率的分布看,资产规模越低,负债参与率越低,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尤其是资产规模在10万元及以下的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11%。



△图8 不同资产负债率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有负债的家庭中,大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处于(0%,10%]的区间,少数家庭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调查样本中,资产负债率处于(0%,10%]的家庭占比为19.4%,占有负债家庭的34.4%。有0.4%共138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0.4%。这些家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低资产家庭(资产少于10万元),一共106户,债务规模占所有资不抵债家庭债务的比重为17%,他们的债务规模不大,但资产规模更小,资产无法覆盖债务;二是参与企业经营的家庭,一共23户,债务规模占所有资不抵债家庭债务的比重为41.1%,他们有一定规模的资产,但债务规模更大,而且借债的原因主要是实体经营。

  • 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

债务收入比是指居民家庭的债务余额与其年收入的比值,能更为直观地反映居民家庭的债务规模。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0.93的水平。其中,有负债家庭的债务收入比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1.6。有少数家庭的债务规模远高于家庭收入,有1.2%共221户家庭的债务收入比超过了10,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5.8%。



△图9 不同债务收入比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图10 不同偿债收入比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 偿债能力总体较强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偿债能力总体较强。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偿债收入比平均为18.4%,其中房贷偿债收入比为9.1%。有负债家庭的偿债收入比的均值为29.5%,中位数为26.7%。部分家庭的偿债负担较重,12.8%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四成,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34.7%;4.5%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六成,债务占比为12.8%。

分收入水平看,低收入家庭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调查数据显示,按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收入最低20%家庭月偿债收入比为24.8%,高于均值6.4个百分点,比最高20%家庭高9.1个百分点。这些低收入家庭中,13.8%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四成,6.7%的家庭超过六成。

实体经营家庭的偿债压力大 。 调查样本中,没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16.1%,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30.1%,高于前者14个百分点。

工 薪阶层债务偿还压力明显 。 分职业看,户主为企业一般员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相对高,分别为22.5%和19.9%,均高于平均偿债收入比。


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高度集中于房产,金融资产占比低,金融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为44.6%,其中,有负债家庭的金融资产负债率均值为85.3%,中位数为117.3%,半数以上的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可见,居民资产负债率虽整体稳健,但是资产流动性较差,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第二,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 。 受调查家庭中,总资产低于10万元的共有792户,这些家庭的资产负债率为30.7%,远高于其他家庭,其中有106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这106户家庭多数无房无车,仅有少量存款,户主主要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职业,没有稳定收入,负债却相对较高,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违约风险较高。

第三,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较大,债务风险相对较高。 户主年龄在26~35岁的居民家庭债务参与率、户均债务规模、资产负债率、债务收入比都要高于其他家庭。中青年家庭由于面临购房、成家生子、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支出压力,负债现象更为普遍,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第四,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 调查显示,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居民家庭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产品的均值为23.9万元,是总体平均水平的1.4倍,占其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为34.8%,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水平。调研发现,尽管资管新规出台后理财产品不再保本,部分银行代理销售的第三方投资理财产品风险较高,但仍有不少居民认为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不会损失,实际投资风险与居民投资安全性预期存在较大差距。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处于收入来源减少的人生阶段,将大量资金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增加了投资及养老的不确定因素。

第五,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受调查家庭中,43.4%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有房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金融资产负债率和月偿债收入比分别为16.5%、101.5%和29.0%,债务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尤其突出,这三项指标分别为24.2%、151.3%和33.0%,均为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相比之下,投资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要小得多,其三项指标仅略高于平均水平。



△图11 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布情况


附:
调查样本分布说明
区域分布

本次调查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31100户城镇居民家庭。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省级样本数量分配权重为各省城镇人口占比,各省的具体样本数量如下。


人口分布

本次调查对象为县级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不包括农村居民家庭,与全国人口结构略有差异,但总体看人口的年龄分布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分布基本一致。

本次调查共覆盖城镇居民99868人,户均人口数为3.2人,略高于全国户均家庭规模(3.0人)。从年龄结构看,20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口占比略低,但总体分布与全国情况一致。具体如下。



(原文将刊于《中国金融》杂志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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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月刊: 薇薇安·萨拉玛 “美国如果国土更大就会更强大”这种 观念 曾困扰着几位19世纪的美国总统,其中尤以詹姆斯·K·波尔克最为突出。这位美国第十一任总统坚信,扩张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义务。他认为,扩大美国的疆界能够带来自然资源,增强国家安全——任何国家,即使是盟友,都不应阻碍这一进程。从吞并德克萨斯开始(德克萨斯于1845年投票成为美国第28个州),波尔克积极扩张美国的版图,其扩张幅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总统。 波尔克一心想要吞并古巴,即便这意味着美国与西班牙的联盟破裂。他的野心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时代。他宣扬“昭昭天命”论,宣称美国殖民者受神命扩张领土。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吞并古巴,古巴就会落入英国之手,使美国易受攻击。1848年5月,波尔克向西班牙提出以1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多亿美元)的巨额赎金,换取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 在21世纪扩张主义精神的复兴中,唐纳德·特朗普执意要吞并格陵兰岛,全然不顾美国的丹麦盟友是否同意。其他总统曾援引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的遗志,但在特朗普眼中,波尔克也位列其偶像之列。他称波尔克为“房地产大亨”,拥有“大量土地”,去年还在椭圆形办公室挂上了波尔克的画像,取代了杰斐逊的画像。 特朗普为觊觎格陵兰岛给出了诸多理由——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扩张、增强美国国家安全、报复诺贝尔和平奖拒之门外、攫取格陵兰岛的关键矿产资源、承认这座巨大岛屿与北美的紧密联系——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根本、更具波尔克式的动机。他的顾问告诉我,对格陵兰岛的攫取是他巩固自身在总统精英俱乐部中地位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该俱乐部成员包括波尔克、杰斐逊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们都曾大幅扩张了美国的领土。众所周知,特朗普对地图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希望自己的影响力能够世代在地图上留下印记。将世界最大岛屿披上红白蓝三色的旗帜是他首要的目标。昨天,特朗普 分享了 一张照片,照片中他与JD·万斯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一起,手持一面美国国旗,旁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格陵兰岛——美国领土,成立于2026年” 。 特朗普今天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稍微缓和了紧张气氛。他说,他不会动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但如果他的目标遭到否决,他会“记住”。 美国最近一次重大扩张发生在1959年,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4...

永远要警惕衰落的超级大国

 FT: 七十年前,日渐衰落的英法两国试图武力夺取苏伊士运河。奇怪的是,两国领导人都不是那种典型的沙文主义者。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安东尼·艾登,堪称战后唐宁街10号最有教养的首相。只是地位焦虑会让理智的人做出鲁莽的举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而英国则选择退出它认为毫无前途的欧洲联邦主义计划:这些误判至今仍在影响着两国。 当然,美国的衰落远不及当年的英国那样剧烈。它仍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优势有所缩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衰落更为严重。英国或许还能安慰自己,它把权力移交给了一个民主、以英语为母语且以白人为主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美国却在与中国竞争中败下阵来,而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任何特征。因此,尽管美国的地位下降幅度远小于英国,但其主观感受可能更加痛苦。与哪个国家竞争,确实 至关重要 。 如果再加上唐纳德·特朗普那种对等级制度的痴迷——他近乎地质学般的等级观念——你就会看到格陵兰岛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加勒比海地区的炮舰外交以及其他类似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挽回声望的尝试。(或许这次会更加成功。) 但即便是在一位正常的总统领导下,美国现在的行为也可能不太妥当。那些急于提升自身地位的国家总要标榜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衰落的超级大国实属罕见。 要证明这背后还有比特朗普更深层次的原因,不妨回顾一下,在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就已经对当时几乎无人提及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感到不满。即便抛开伊拉克战争不谈,布什也对国际刑事法院抱有极大的蔑视。这并非指责他。当时,乃至现在,全球范围内充斥着许多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左翼的种种乱象。布什骨子里亲西方,他对其中某些事物抱有怀疑,这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这种法治主义世界秩序的不满由来已久,远早于特朗普。必然存在某种结构性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而这或许就是衰落。 由于美国在本世纪的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绝对成就,其相对衰落的迹象可能难以察觉。然而,这种衰落确实存在:近年来美国制裁措施收效甚微,在 人工智能领域 难以保持领先地位,以及中国在西半球敢于拥有的战略资产,都印证了这一点。如今,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差距已远不及千禧年之交。即便是一位普通的共和党总统,在当前形势下也会采取强硬措施,尽管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鲁莽。 永远要警惕那些社会地位下滑的人。我们这些生活优渥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社会...

拉里·萨默斯怎么会这么蠢?

 POLITICO: 挖洞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停止挖洞,”拉里·萨默斯几个月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他在采访中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停止对外国征收关税。 萨默斯本该听从自己的建议:直到 2019 年 7 月 5 日,也就是爱泼斯坦最后一次被捕的前一天,他才停止为自己身处的困境挖坑,当时他给已故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发送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 现在,在有关萨默斯与爱泼斯坦长达十多年的通信往来被曝光之后——当时爱泼斯坦已经因引诱未成年人卖淫而被判入狱——萨默斯宣布他将退出公开活动,至少不会再参与那些他可能会被问及爱泼斯坦相关问题的场合。 萨默斯表示他将继续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目前担任“大学教授”,这是哈佛大学授予教职人员的最高荣誉——在哈佛文理学院约900名终身教授中,只有24位大学教授。这个数字可能很快就会降至23位。伊丽莎白·沃伦在当选美国参议员之前曾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她已经呼吁哈佛大学解雇萨默斯。学生、校友和捐赠者肯定也会纷纷响应。虽然任何时候让一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担任笔友都不是好事,但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密切关注之际,哈佛大学此时接纳这样一位显而易见的“累赘”尤其不合时宜。 萨默斯如今面临着职业生涯黯然落幕的局面,他数十年的公共生涯可谓跌宕起伏。即便像萨默斯这样韧性十足的人,也很难再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考虑到他臭名昭著的傲慢在华盛顿、剑桥乃至更广阔的领域得罪了多少人,他的落败无疑会招致不少人的欢呼。 萨默斯年轻时就展现出几乎无人能及的天赋。他是个智力神童;7岁时就能背诵出约翰·F·肯尼迪内阁成员的名字。他曾参加过一个体育广播问答节目,回答问题的速度之快,以至于电台都无题可问了。 坦白说,年轻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被寄予厚望。他的父母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两位叔叔,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阿罗(Ken Arrow),都是20世纪经济学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据说,拉里的父亲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因为害怕学术界的反犹主义,将自己的名字从萨缪尔森改为萨默斯。)萨缪尔森和阿罗都因其杰出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萨默斯获得诺贝尔奖似乎也顺理成章。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完成本科学习后,萨默斯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

比特币触及触发点,全球股市下跌

  由于投资者在英伟达公司财报和关键的美国就业报告 即将发布之际,纷纷从风险较高的市场板块撤资,股市遭到抛售,比特币跌至七个月来的最低点 。 全球股市 指数 跌至近一个月低点, 亚洲股​​市 下跌2.1%,自4月以来首次跌破50日移动均线。一些投资者将此视为看跌信号。 比特币价格 跌破 9万美元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情绪。 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欧洲股市的合约均显示,股票价格将进一步下跌。随着投资者规避风险,债券价格上涨,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3个基点至4.11%。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外汇期权交易联席主管托马斯·比罗 表示:“股指一直在紧张地向下移动,而比特币——通常被视为高贝塔系数风险的代表——几乎与这些走势完全同步。 这种相关性给市场情绪增添了另一层压力,因为加密货币的疲软加剧了流动性收紧和避险情绪的担忧。” 这些举动凸显了利率和科技公司盈利方面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 英伟达 周三发布的财报将考验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高估值的信心。随后,市场焦点将转向推迟至周四发布的9月份 就业报告 ,该报告将为投资者提供美联储政策前景的线索。 研究美国股市图表形态的分析师们敲响了警钟 ,他们担心最近的下跌可能会演变成至少 10% 的全面调整。 周一标普500指数遭遇大幅抛售,跌幅扩大至3.2%,此前该指数已于10月28日创下历史新高。该基准指数139个交易日以来首次收于50日移动均线下方,打破了本世纪以来第二长的连续高于这条备受关注的趋势线的纪录。 22V Research技术分析主管约翰·罗克 表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发出了一些“不祥”信号。 他指出,该指数3300多只成分股中,处于52周低点的股票数量多于处于52周高点的股票数量,这表明市场内部疲软,进一步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总体而言,今年对投资者来说是丰收的一年,但随着年底临近,市场情绪明显紧张,” AT Global Markets驻悉尼首席市场分析师 尼克·特威代尔表示 。“随着圣诞节交易期的到来,未来几周市场波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彭博策略师怎么说…… 由于对人工智能过热的担忧,以及投资者对美联储可能将降息25个基点的计划推迟一个月左右的明显震惊,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降。然而,鉴于美国经济很可能保持韧性,且美联储也乐于在经济出现疲软迹象时采取宽松政策,美国和全球股市很可能从目前的低迷状态中反...

如果人工智能泡沫破裂,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同寻常的经济衰退

 经济学人: 如果   美国   股市 崩盘,这将是历史上最受关注的金融崩溃之一。从银行高管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所有人都对美国科技公司过高的估值发出警告。各国央行行长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金融危机;那些在2007-2009年做空次贷危机而声名鹊起的投资者,如今又卷土重来,准备再次进行“大做空”。任何市场波动的迹象,例如近期 纳斯达克 科技股指数的小幅周线下跌,都会引发市场即将崩盘的猜测。 难怪如此。在“七大科技巨头”的推动下, 标普 500指数的周期性调整市盈率已达到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押注于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巨额投资终将获得回报。然而,相关数字令人望而生畏。摩根大通银行估计,到2030年,企业若想在 人工智能资本 支出方面实现10%的预期回报,就需要每年6500亿美元的 人工智能 收入——相当于每位iPhone用户每年支付超过400美元。历史表明,即便新技术最终会改变世界,但如此高的期望往往在初期就会落空。 尽管股市崩盘几乎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其后果。部分原因是,目前股市暴跌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与2000年代末期普遍存在的杠杆和复杂的金融运作助长了次贷危机中债务驱动的房地产泡沫不同,如今 人工智能的 狂热主要由股权融资支撑。此外,近年来实体经济已经证明,它能够很好地抵御从欧洲能源危机到美国关税等各种冲击。 经济衰退正变得越来越罕见 。 然而,认为股市暴跌的影响仅限于投资者的钱包,那就大错特错了。 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其融资就越不透明 。即便没有金融危机,股市的急剧下跌最终也可能使原本韧性十足的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脆弱性的根源在于美国消费者。股票占美国家庭财富的21%,比互联网泡沫鼎盛时期高出约四分之一。过去一年,与 人工智能 相关的资产贡献了美国人财富增长的近一半。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他们也逐渐习惯于减少储蓄,储蓄水平低于新冠疫情爆发前(尽管不及次贷危机时期那么低)。 股市崩盘将逆转这些趋势。 我们计算得出 ,如果股市下跌幅度与互联网泡沫破裂相当,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将减少8%。这可能导致消费支出大幅缩减。根据经验法则,这种回落将相当于 GDP的1.6%——足以将劳动力市场本已疲软的美国推入衰退。对消费者的影响将远远超过 人工智能 投资枯竭 可能带来的影响 ,而这些投资大多...

外国投资者重返中国股市

 FT: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购买量已达到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全球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这个直到最近还被认为“不值得投资”的市场。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一家全球银行业贸易机构)的数据,今年1月至10月,境外资金流入中国股市的总额为506亿美元,高于2024年的114亿美元。 今年以来,受DeepSeek发布突破性模型引发的人工智能热潮以及亚洲金融中心香港一系列强劲上市的推动,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大幅上涨。 在经历了多年的惨淡回报之后,这些增长出现了 。此前,由于对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的担忧加剧, 外国投资者纷纷抛售了他们的股票。 “中国股市目前的估值仍然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但他们却拥有一些科技领域最优秀的公司,”Federated Hermes除日本以外的亚洲股票主管乔纳森·派恩斯表示。“在某些领域,他们是美国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 今年的外资购买额仍低于2021年创下的736亿美元的全年纪录。2021年,中国沪深300指数从新冠疫情的初期冲击中强劲反弹,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标志着外资连续数年下滑后出现逆转。 “两年前,对很多人来说,中国是不值得投资的,”Alpine Macro 的首席新兴市场和中国策略师王岩表示。 北京去年停止发布通过香港追踪中国内地股票投资的每日数据,这使得评估外资流入水平变得更加困难。国际金融协会(IIF)追踪的是外部投资组合负债的变化,并且不包括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花旗银行表示,自美国4月份实施“解放日”关税以来,中国股票的买盘有所增加,不同类型的客户中,买盘比例约为55%,卖盘比例约为45%。 根据 EPFR Global 追踪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共同基金资金流入的数据,今年外国主动型基金经理净卖出中国股票,但被动型基金的资金流入抵消了这一损失。 富达国际亚太区投资指导主管斯图尔特·兰布尔表示,今年中国股市的强劲表现主要得益于散户投资者大量涌入国内市场。 今年以来,中国内地投资者已向香港股市投入1.3万亿港元(168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约占香港交易所成交额的20%。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谨慎态度源于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对私营企业的打压 以及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股市从峰值下跌了近一半。 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丹尼尔·莫里斯表示:“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什么能阻止德国工业的衰落?

 FT: 在德国工程技术引以为傲的核心地带,繁荣不再是理所当然的。 上个月,激光和机床制造商通快(Trumpf)——该国被称为“中型企业”(Mittelstand)的全球成功家族企业的代表——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亏损。 24小时内,其所在地——位于富裕的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迪岑根市宣布将加大财政紧缩力度。当地企业税是该市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自2023年以来已暴跌80%,导致该市未来几年预算将长期处于严重赤字状态。 迪岑根市财政局长帕特里克·迈尔告诉《金融时报》,虽然他预料到会受到冲击,“但我真的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迈尔确信“我们正面临一场结构性危机”。 Trumpf是该镇最大的纳税人,截至 6 月的 12 个月内,其销售额下降了 16%,至 43 亿欧元,原因是订单连续第三年减少。 “目前的情况似乎常常陷入瘫痪,”首席执行官尼古拉·莱宾格-卡穆勒在10月份向记者发布年度业绩报告时表示。 这种悲观的评估反映了德国的国民情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已经连续四年陷入停滞。保时捷咨询公司合伙人德克·菲茨表示,保守派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上任六个月后,“德国工程行业的危机正在迅速加剧”。他还补充说,很明显,此次衰退并非周期性现象,也不会在下一次经济复苏中“自动消失”。 尽管9月份出现部分反弹,但德国工业生产仍维持在2005年的水平。“德国的许多核心经济优势已经变成了弱点,”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全球董事总经理马库斯·贝雷特表示。这些弱点包括难以脱碳的庞大工业基础、在全球化面临威胁之际对出口的高度依赖,以及不得不放弃140年内燃机技术积累的强大汽车工业。 所有这一切都因美国和中国相隔十年做出的两项截然不同的政治决定而加剧:唐纳德·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以及北京十年前决定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高科技工程强国。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对德国出口商造成了沉重打击:今年前九个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 7.4%。 但中国的前景反而更加黯淡,造成了“中国冲击”,如今正在侵蚀全球成功的德国公司的利润。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近二十年里,中国对德国工程产品和汽车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推动了默克尔时代企业利润、就业和经济活动的增长。 然而,法兰克福咨询公司Thin Ice Macroeconomics的创始人斯皮罗斯·安德烈奥普洛斯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在德国擅长的领域正日益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