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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 |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中下旬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从当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
根据《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资产分布分化明显;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 金融资产。

第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为56.5%,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负债最高20%家庭承担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

第三,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我国为17.1%)。

第四,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9.1%,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0.93);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偿债收入比为18.4%,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第五,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城镇居民家庭资 产分化明显,金融资产占比低,房产占比超七 成

  •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 将家庭总资产由低到高分为六组,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0%,其中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




第二,区域间的家庭资产分布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资产水平高。 分经济区域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97.5万元、253.4万元和296.0万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仅占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三分之一左右。

分省份看,家庭资产最高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北京、上海和江苏,最低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新疆、吉林和甘肃。其中,北京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约为新疆居民家庭的7倍。



△图1 各省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

第三,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多资产。 将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总收入最高20%家庭所拥有的总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总资产的半数以上。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户均总资产1204.8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户均总资产的13.7倍。

第四,户主的年龄、学历水平及职业均影响家庭资产分布。 一是家庭总资产随户主年龄的提高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户主年龄为56~64岁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18~25岁的户均总资产最低。二是户主的学历水平越高,家庭户均总资产越多。户主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三是户主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家庭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其余家庭总资产均低于平均水平。



△图2 户主分组(年龄、学历和职业)的家庭资产分布

  • 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房产是其主要构成

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户均253.0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八成。



△图3 家庭实物资产构成情况

第一,住房是家庭实物资产的重要构成,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相对均衡。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和美国相比,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



△图4 中国和美国不同收入组的住房拥有率

居民的住房拥有情况相对均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63.7%,低于我国32.3个百分点。按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仅为32.9%,而我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为89.1%。

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住房数量越多,其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反而越低。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的总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为64.3%,有两套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62.7%,有三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51.0%。这主要是因为多房产家庭在解决了基本住房需求后,更倾向于多元化资产配置。

第二,商铺及厂房等经营性资产是家庭资产差距大的重要原因。 受调查家庭中,15.9%的家庭拥有商铺或厂房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均值为257.5万元,占其家庭总资产的33.1%。拥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776.8万元,是没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3.4倍。

家庭总资产越多,经营性资产的拥有率越高,经营性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越大。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10%的家庭中,近半数的家庭拥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35.6%;而资产最低20%家庭中仅有3.5%的家庭拥有经营性资产,其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22.4%。

  • 金融资产分化明显,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

受调查家庭中,有99.7%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偏低,比美国低22.1的百分点。







△图5 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第一,金融资产的分化程度更明显。 将家庭分别按照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金融资产最高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所有样本家庭的58.3%,而实物资产最高10%家庭拥有的资产占比为47.1%。可见,金融资产的不均衡程度更显著。

第二,居民投资偏稳健,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率高。 调查显示,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高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受调查家庭中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99.6%,户均35.2万元;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59.6%,户均50.1万元。从调查样本整体看来,户均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35.0万元,占总金融资产的比达到53.9%,高于风险金融资产。

第三,高资产、高学历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金融资产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持有风险金融产品的比率稳步提高。将家庭总资产排序,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87.9%,最低20%家庭的持有率为29.8%。而且,总资产越多的家庭参与各类金融市场的程度越高,高资产家庭在各类金融产品上的持有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6 不同资产组和不同学历水平居民家庭的各类金融产品持有率

从学历水平看,学历越高的家庭金融资产表现形式越多元化。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户主学历水平的提高,家庭持有活期与定期存款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持有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及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高学历群体通常更了解相关的金融知识和信息,加之其往往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资产,因而在满足了预防性需求后更愿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房贷是主要构成部分

第一,家庭负债参与率较高,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运用杠杆现象较为普遍。受调查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56.5%。分地区看,东北地区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最低,为42.1%;东部、中部分别为57.9%和55.7%;西部地区最高,为60.1%。




有负债的家庭中,户均家庭总负债为51.2万元。其中,53.8%的居民家庭负债余额在30万元以下,35.6%的家庭负债余额在30万~100万元,10.5%的家庭负债余额在100万元以上。按照家庭负债余额从低到高排序,负债最低20%家庭的户均总负债3.2万元,所承担的负债仅占全部样本的1.3%;负债最高20%家庭的户均负债157.3万元,所承担的负债占全部样本的61.4%。

第二,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为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 从负债来源看,城镇居民家庭的负债以银行贷款为主。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户均银行贷款49.6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96.8%。银行体系外的负债占比低,仅为3.2%,其中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产品贷款的户均负债额分别为1.2万元和0.1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分别为2.4%和0.2%。

从负债用途看,房贷是家庭负债的基本构成。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调查显示,75.9%的居民家庭将负债用于购房,24.8%的居民家庭用于日常消费,12.8%的居民家庭用于买车或车位,9.6%的居民家庭用于装修或购买家电,9.3%的居民家庭用于实体经营,9.0%的居民家庭用于教育,3.9%的居民家庭用于医疗,2.3%的居民家庭用于金融投资。

第三,富裕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更高,且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低资产家庭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高,为63.3%,且负债中97.1%为银行贷款。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低,为38.6%。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来源中,89.4%来源于银行贷款,远低于其他家庭;9.0%来自于民间借贷,远高于其他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低资产家庭往往收入较低,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相对困难,因而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第四,居民家庭负债集中于中青年和高学历家庭。 受调查家庭中,户主年龄为26~35岁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高,为73.1%。随着年龄的提高,家庭负债参与率有所下降,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低,为25.1%。家庭负债参与率与户主的学历成正比,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负债参与率越高。



△图7 按户主年龄和学历分组的家庭负债参与率


家庭净资产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较美国均衡

将居民家庭的资产扣除负债,得到的净资产更能真实地反映居民家庭的财富水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家庭净资产中位数为141.0万元,比均值低148.0万元。

居民家庭净资产分化程度高于家庭总资产。将家庭净资产从低到高排序,净资产最低20%家庭的净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2.3%,而最高20%家庭的净资产占64.5%。对高资产组家庭作进一步细分,最高10%的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49.0%,最高1%的家庭占17.1%。




与美国相比,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分布相对均衡。2016年,按家庭净资产排序,美国全国最高1%的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38.6%,略高于随后9%家庭的38.5%,而其余90%的家庭仅占22.8%,不到三分之一,说明美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向最富裕家庭集中的特征明显。我们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中,这三个比例分别为17.1%、31.9%和51.0%。即使假设我国乡村居民家庭的净资产均为零,将这些零资产的样本按乡村人口占比加入调查样本后,新样本中最高1%、随后9%和其余90%的家庭净财富占比分别为21.9%、38.5%和39.6%,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相对均衡。


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

总体看,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9.1%,低于美国的12.1%。其中,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14.8%,中位数为15.8%。




从资产负债率的分布看,资产规模越低,负债参与率越低,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尤其是资产规模在10万元及以下的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11%。



△图8 不同资产负债率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有负债的家庭中,大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处于(0%,10%]的区间,少数家庭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调查样本中,资产负债率处于(0%,10%]的家庭占比为19.4%,占有负债家庭的34.4%。有0.4%共138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0.4%。这些家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低资产家庭(资产少于10万元),一共106户,债务规模占所有资不抵债家庭债务的比重为17%,他们的债务规模不大,但资产规模更小,资产无法覆盖债务;二是参与企业经营的家庭,一共23户,债务规模占所有资不抵债家庭债务的比重为41.1%,他们有一定规模的资产,但债务规模更大,而且借债的原因主要是实体经营。

  • 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

债务收入比是指居民家庭的债务余额与其年收入的比值,能更为直观地反映居民家庭的债务规模。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0.93的水平。其中,有负债家庭的债务收入比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1.6。有少数家庭的债务规模远高于家庭收入,有1.2%共221户家庭的债务收入比超过了10,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5.8%。



△图9 不同债务收入比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图10 不同偿债收入比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 偿债能力总体较强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偿债能力总体较强。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偿债收入比平均为18.4%,其中房贷偿债收入比为9.1%。有负债家庭的偿债收入比的均值为29.5%,中位数为26.7%。部分家庭的偿债负担较重,12.8%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四成,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34.7%;4.5%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六成,债务占比为12.8%。

分收入水平看,低收入家庭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调查数据显示,按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收入最低20%家庭月偿债收入比为24.8%,高于均值6.4个百分点,比最高20%家庭高9.1个百分点。这些低收入家庭中,13.8%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四成,6.7%的家庭超过六成。

实体经营家庭的偿债压力大 。 调查样本中,没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16.1%,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30.1%,高于前者14个百分点。

工 薪阶层债务偿还压力明显 。 分职业看,户主为企业一般员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相对高,分别为22.5%和19.9%,均高于平均偿债收入比。


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高度集中于房产,金融资产占比低,金融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为44.6%,其中,有负债家庭的金融资产负债率均值为85.3%,中位数为117.3%,半数以上的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可见,居民资产负债率虽整体稳健,但是资产流动性较差,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第二,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 。 受调查家庭中,总资产低于10万元的共有792户,这些家庭的资产负债率为30.7%,远高于其他家庭,其中有106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这106户家庭多数无房无车,仅有少量存款,户主主要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职业,没有稳定收入,负债却相对较高,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违约风险较高。

第三,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较大,债务风险相对较高。 户主年龄在26~35岁的居民家庭债务参与率、户均债务规模、资产负债率、债务收入比都要高于其他家庭。中青年家庭由于面临购房、成家生子、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支出压力,负债现象更为普遍,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第四,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 调查显示,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居民家庭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产品的均值为23.9万元,是总体平均水平的1.4倍,占其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为34.8%,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水平。调研发现,尽管资管新规出台后理财产品不再保本,部分银行代理销售的第三方投资理财产品风险较高,但仍有不少居民认为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不会损失,实际投资风险与居民投资安全性预期存在较大差距。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处于收入来源减少的人生阶段,将大量资金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增加了投资及养老的不确定因素。

第五,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受调查家庭中,43.4%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有房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金融资产负债率和月偿债收入比分别为16.5%、101.5%和29.0%,债务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尤其突出,这三项指标分别为24.2%、151.3%和33.0%,均为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相比之下,投资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要小得多,其三项指标仅略高于平均水平。



△图11 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布情况


附:
调查样本分布说明
区域分布

本次调查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31100户城镇居民家庭。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省级样本数量分配权重为各省城镇人口占比,各省的具体样本数量如下。


人口分布

本次调查对象为县级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不包括农村居民家庭,与全国人口结构略有差异,但总体看人口的年龄分布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分布基本一致。

本次调查共覆盖城镇居民99868人,户均人口数为3.2人,略高于全国户均家庭规模(3.0人)。从年龄结构看,20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口占比略低,但总体分布与全国情况一致。具体如下。



(原文将刊于《中国金融》杂志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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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   国家统计局 2025年2月28日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2] 13490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14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加值 492087 亿元,增长 5.3% ;第三产业增加值 765583 亿元,增长 5.0%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8%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6.5%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6.7% 。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2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3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5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二季度增长 4.7% ,三季度增长 4.6% ,四季度增长 5.4% 。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95749 元,比上年增长 5.1% 。国民总收入 [3] 13396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 。全员劳动生产率 [4] 为 173898 元 / 人,比上年提高 4.9% 。           年末全国人口 [5] 140828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39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94350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954 万...

大型制药公司的专利悬崖将中国推到风口浪尖

 BBG: 对于制药公司而言,眼睁睁看着畅销药物的利润丰厚的专利到期,早已成为商业周期的一部分。它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找到弥补专利缺口的方法。而如今,   中国首次展现出应对之策。其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公司正积极参与其中,有望成为解决制药行业即将面临的所谓“专利悬崖”的有效方案。 一种重磅新药上市之初,每年可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收入。每种疗法通常享有二十年的专利保护期。然而,专利期结束后,竞争对手便可推出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这对患者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专利保护期的结束也可能导致巨额收入损失。据医药情报解决方案提供商Evaluate估计,未来五年内,约有3140亿美元的销售额将受到影响。 收入悬崖 专利到期药品的销售额正在上升 来源:评估 预计亏损将在2028年达到峰值,届时默克公司生产的抗癌药物Keytruda(全球最畅销药物)的专利到期。制药商从上一次“收入断崖”事件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那次事件始于2010年左右,持续了大约四年。由于多种品牌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和止痛药的专利保护到期,导致该时期销售增长乏力。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大型制药公司一直在积极收购有潜力的目标公司,以补充其产品线。今年1月,强生公司   同意以146亿美元 收购 神经系统药物生产商Intra-Cellular Therapies Inc.,而默克公司则以 约10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呼吸系统药物生产商Verona Pharma Plc。 由于需要弥补巨大的收入缺口,这场“专利大采购”已经发展到上一次专利悬崖周期中从未出现过的地步:与中国公司达成 许可协议 ,将其实验性疗法推广至全球。交易活动 异常活跃 ,自2020年以来十大 协议中有七项发生在今年。 中国十大授权交易 2025年签署了七项最大的协议。 来源:GlobalData 癌症研究和专利授权一直是该国的优势领域。然而,据GlobalData医药业务基本面高级分析师艾莉森·拉比亚(Alison Labya)称,过去两年,代谢疾病和免疫学领域的交易加速增长,这表明该国的创新雄心正在扩大。 中国生物技术蓬勃发展 股票表现远超主板市​​场 来源:彭博社 注:数据已按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百分比增值进行标准化。 人们很难不将这种情况与汽车行业进行比较。几十年来,这两个行业都处于追赶状态。当时,本土汽车制造...

2024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华社通稿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李强作总结讲话,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认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一年来的发展历程很不平凡,成绩令人鼓舞,特别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 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会议认为,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实验

 经济学人: 科学家们   喜欢 谨慎地进行实验,一次只隔离一个变量。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事方式则截然不同。自从重返政坛以来,他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实验浪潮——这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激进的此类计划。 关税税率已达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除战争、疫情或严重经济衰退时期外,政府赤字规模空前。政府甚至连平衡公共支出的计划都已荡然无存。美联储的独立性正遭受尼克松时代以来最持续的攻击。年度移民人数已从数百万骤降至接近于零。 单独来看,这些政策转变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是对以往惯例的重大偏离,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而此刻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转变同时发生。美国民众和世界经济都成了特朗普先生不知情的试验品。 一些后果已经显现。关税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抑制了经济增长,推高了物价。低移民率也影响了就业数据。但到2026年,特朗普的政策实验究竟对经济造成了多大影响,将会更加明朗。 情况或许不会像那些悲观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糟糕。贸易壁垒对美国并无益处,但制造业和商品贸易在 GDP 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供应链将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就像疫情期间那样。而且,特朗普政策的许多经济危害——例如,降低美国对优秀移民的吸引力,或通过干预英特尔等私营企业来破坏竞争——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显现。 此外,《一项宏伟法案》引发的政府支出激增将在2026年开始显现成效,刺激需求。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将提振经济。这种经济上的短暂繁荣或许能够掩盖特朗普经济实验的全部影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目前投资者似乎并未受到影响。股市正逼近历史高位。2025年,美国债券收益率的涨幅低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预测人士已经抹去了特朗普4月份宣布加征关税时预计的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影响(见图表)。 然而,特朗普先生一系列滞胀政策的后果很可能在2026年的GDP 和通胀数据中清晰显现。 美国人也将感受到物价上涨,因为关税导致商品短缺,而移民减少也导致劳动力短缺。但选民会在中期选举中指责特朗普先生吗? 此外,还存在更严重危机的风险。这种危机很可能始于市场,例如股市崩盘。 人工智能 热潮推高了估值,因此出现一些令人失望的情况在所难免。美国人已将巨额财富投入股市。账面收益的损失可能会严重抑制消费。 债券市场恐慌同样可能发生,而且更加令人担忧。高额的政府债务和赤字意味着投资者正在考虑一些过去看似荒谬的情景,例如通胀违约...

特朗普放行对英伟达H200的出售,是受华为人工智能领域进展的推动

 BBG: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 决定允许 英伟达公司 向中国出售其H200人工智能芯片,因为他认为此举安全风险较低,因为该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已经提供性能相当的人工智能系统。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权衡是否批准英伟达H200芯片出口中国市场时,政府官员考虑了多种可能的方案,并听取了华盛顿鹰派国家安全人士的意见。这些方案包括完全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人工智能芯片,以及允许所有芯片出口到中国市场,从而冲击华为。最终,特朗普支持的政策是允许H200芯片出口中国,同时限制英伟达最新芯片对美国市场的供应。 这位知情人士表示,此举将使美国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客户获取芯片方面比中国领先18个月,美国买家将独享最新产品。白宫官员认为,将H200推向中国将促使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利用美国技术生态系统,而不是转向华为或其他本土芯片制造商的产品。 特朗普的决定结束了他与顾问们数周以来就是否允许向中国出口H200芯片进行的磋商。此前几天,他曾在华盛顿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 黄仁勋举行了私人会晤 ,黄仁勋一直敦促美国解除对英伟达的出口管制。在特朗普通过Truth社交媒体账号宣布这一决定时,他表示,H200芯片只会出口到“获准的客户”, 英特尔 和 AMD等芯片 制造商也符合条件。 此举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方面认为华为与英伟达的竞争能力远超其承认的水平。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重点关注了华为名为CloudMatrix 384的人工智能平台,该平台采用华为最新的昇腾芯片。这位因讨论敏感问题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官员们发现CloudMatrix 384的性能与英伟达的类似系统NVL72不相上下,后者采用的是英伟达最先进的Blackwell设计芯片。 这位人士表示,美国官员的一项结论更凸显了事态的紧迫性:华为将在2026年具备生产数百万颗Ascend 910C加速卡的能力,这款芯片专为与英伟达的产品线竞争而设计。相比之下, 美国在6月份的估计 是,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今年只能生产20万颗Ascend系列芯片。 美国商务部和英伟达的发言人均未立即置评。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表示:“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确保美国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不会损害国家安全。”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企业是否会像特朗普政府官员设想的那样积极接受H200芯片。 但中国政府官方渠道尚未公开表态是否...

美国经济受制于裙带资本主义

 FT: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和股价回报也较弱,经济和市场波动性也更高。那么,裙带资本主义如今成为美国市场的一个特征,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从有针对性的监管执法到关税豁免,再到将合同授予亲朋好友,以及特朗普政府与世界各国和公司之间进行的其他形式的 利益交换 ,很难否认美国寡头垄断正在抬头。 例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此同时,特朗普家族的房地产企业也在与沙特方面洽谈一个大型建设项目。特朗普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顾问大卫·萨克斯拥有数百项科技投资,这些投资有望从特朗普推行的政策中获益。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道德方面的考量何时以及如何反映在美国资产的价格中? 投资咨询公司JC Goodgal近期就此主题致投资者的一封信函,为思考当前美国各种寡头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信中概述了特朗普式交易主义的五个方面,包括政府作为投资者(例如英特尔)、将关税作为政治工具、更加宽松的加密货币监管、前所未有的捐助者权力以及彰显市场主导地位的重磅交易。 虽然特朗普家族的触角已经伸向了许多行业,从金融和科技到房地产和国防,但数字资产或许是最明显的地方,可以找到可能影响更大经济的利益冲突。 举个复杂的例子,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企业World Liberty Financial的稳定币就曾被阿布扎比的MGX用于一笔与币安关联的20亿美元交易。这家公司由赵长鹏联合创立,他此前因洗钱监管不力而认罪,后于10月下旬获得总统特赦。 此外,还有像温克莱沃斯兄弟这样的特朗普支持者。他们的Gemini平台在拜登执政期间被指控进行未注册的资产交易,但今年已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温克莱沃斯兄弟是共和党的大金主(他们甚至为新建白宫宴会厅捐过款),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平台比许多竞争对手更深入、更迅速地融入美国加密货币基础设施。今年秋天,Gemini宣布与纳斯达克建立合作关系。 这一切都不足为奇;事实上,它已成为本届政府的惯常做法。但“付费游戏”的现实,甚至人们的这种认知,迟早都会对市场产生切实的影响。正如JC Goodgal在信中所指出的,“当规则似乎可以为关系密切的参与者所调整时,市场定价就开始反映出人们对优惠待遇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反过来又会扭曲资本形成,引导资金流向那些被认为‘受到政策庇护’的公司...

科技精英们正在创建他们自己的营利性城市

 FT: 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的前首席技术官 Balaji Srinivasan 转身向挤满新加坡昏暗体育馆的数百名科技工作者和投资者发表讲话——他们都来到这里学习如何建立商业帝国。 “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他站在台上,张开双臂说道,“到 2025 年,我们将迎来一场运动。” 现在是 10 月初,斯里尼瓦桑正在举办他所谓的“网络状态会议”,这是一场面向“对创立、资助和寻找新社区感兴趣的人”的活动。 多年来,这位企业家一直在科技圈的精英聚会上鼓吹,他们应该召集线上同仁,通过联合购地建立一个实体家园——一个网络国家,无论是城市还是国家。他称此举是硅谷摆脱“失败的”美国体制和民主制度的“终极出路”。 但几年前还只是边缘概念的“创业社区”如今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些充满干劲的创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心怀不满的亿万富翁们都在考虑那些不受传统规则和监管束缚、对科技友好的“天堂”的诱惑。虽然有些创业社区还停留在设想阶段,依赖于创始人能否获得来之不易的经济特区地位,但根据斯里尼瓦桑分享的一个开源数据库显示,目前大约有120个“创业社区”正在筹建中。其中一些已经从彼得·蒂尔、马克·安德森、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以及Coinbas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等投资者支持的基金获得了数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斯里尼瓦桑本人在新加坡附近的一座人工岛上创办了一所“网络学校”,科技乐观主义者们可以在那里远程工作,同时共同居住在酒店里,学习如何“自力更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他将这种模式称为“社会即服务”,会员费和住宿费起价为每月1500美元。 支持者认为,这些举措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解决他们认为导致美国经济活力下降的所有问题,涵盖货币政策到税收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旧金山,多年来一直饱受高企的无家可归率和犯罪率之苦,这导致新冠疫情期间大量科技工作者外流。 “年轻人对停滞、腐败和孤立感到不满,”人工智能编码公司Replit的首席执行官阿姆贾德·马萨德(Amjad Masad)说道,他一直关注着网络国家运动的兴起。去年,他将Replit搬到了福斯特城——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位于硅谷附近沼泽地上的规划城市——以逃离他所说的旧金山“街头的苦难”。他补充道:“年轻人显然渴望通过科技探索新的生活和建设方式。” 但这场运动最严厉的批评者——而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将其视为...

美联储三人反对降息,预计2026年将再次降息

  美联储官员连续第三次下调利率,并维持2026年仅降息一次的预期。 美国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周三以9比3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3.5%-3.75%的区间。该委员会还巧妙地修改了声明措辞,暗示何时再次降息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会后,美联储主席 杰罗姆·鲍威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美联储目前已采取足够措施来提振经济,抵御就业威胁,同时保持利率在足够高的水平,以继续抑制价格压力。 他表示:“我们政策立场的进一步正常化应该有助于稳定劳动力市场,同时一旦关税的影响消退,通胀率应该能够恢复到2%的下降趋势。” 当被问及美联储下一步行动是否必然是降息时,鲍威尔含糊其辞,但他补充说,他认为加息并非任何官员的基本预期。 投资者将明年降息 预期 从三次下调至两次。美国标普500指数当日收盘上涨0.7%,略低于历史高点,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下跌至约4.15%。 周三的异议和利率预测凸显了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分歧,即劳动力市场疲软还是顽固的通货膨胀对美国经济构成更大的威胁。 在10月份的声明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阐述了在“考虑对基准利率进行额外调整”时将考虑的因素。而在周三的声明中,委员会恢复了去年12月——也就是在暂停降息之前——使用的措辞,即“在考虑额外调整的幅度和时机时”。 这一结果是自 2019 年以来首次出现三名官员投票反对一项政策决定的情况,反对意见来自政策光谱的两端。 两位地区联储主席—— 芝加哥的 奥斯坦·古尔斯比和堪萨斯城的 杰夫·施密德 ——投票反对该决定,他们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特朗普于9月任命的美联储理事 斯蒂芬·米兰 再次投反对票,支持更大幅度的降息,降息幅度为0.5个百分点。 美联储官员还授权购买新的短期国债,以维持“充足”的银行储备。 此次降息决定是在委员会内部分歧近几周公开化之后做出的。在10月份上次降息之后,一些官员警告称通胀持续存在,表明他们对再次降息持谨慎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仍然关注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呼吁至少再降息一次。 相互矛盾的数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 6 月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投票。 9月份失业率升至4.4%,高于6月份的4.1%。但以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衡量,物价在截至9月份的一年中上涨了2.8%,仍远高于央行2%的目标。 政府停摆导致关键数据发布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