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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 |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中下旬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从当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
根据《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资产分布分化明显;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 金融资产。

第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为56.5%,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负债最高20%家庭承担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

第三,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我国为17.1%)。

第四,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9.1%,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0.93);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偿债收入比为18.4%,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第五,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城镇居民家庭资 产分化明显,金融资产占比低,房产占比超七 成

  •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 将家庭总资产由低到高分为六组,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0%,其中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




第二,区域间的家庭资产分布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资产水平高。 分经济区域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97.5万元、253.4万元和296.0万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仅占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三分之一左右。

分省份看,家庭资产最高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北京、上海和江苏,最低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新疆、吉林和甘肃。其中,北京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约为新疆居民家庭的7倍。



△图1 各省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

第三,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多资产。 将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总收入最高20%家庭所拥有的总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总资产的半数以上。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户均总资产1204.8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户均总资产的13.7倍。

第四,户主的年龄、学历水平及职业均影响家庭资产分布。 一是家庭总资产随户主年龄的提高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户主年龄为56~64岁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18~25岁的户均总资产最低。二是户主的学历水平越高,家庭户均总资产越多。户主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三是户主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家庭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其余家庭总资产均低于平均水平。



△图2 户主分组(年龄、学历和职业)的家庭资产分布

  • 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房产是其主要构成

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户均253.0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八成。



△图3 家庭实物资产构成情况

第一,住房是家庭实物资产的重要构成,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相对均衡。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和美国相比,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



△图4 中国和美国不同收入组的住房拥有率

居民的住房拥有情况相对均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63.7%,低于我国32.3个百分点。按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仅为32.9%,而我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为89.1%。

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住房数量越多,其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反而越低。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的总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为64.3%,有两套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62.7%,有三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51.0%。这主要是因为多房产家庭在解决了基本住房需求后,更倾向于多元化资产配置。

第二,商铺及厂房等经营性资产是家庭资产差距大的重要原因。 受调查家庭中,15.9%的家庭拥有商铺或厂房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均值为257.5万元,占其家庭总资产的33.1%。拥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776.8万元,是没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3.4倍。

家庭总资产越多,经营性资产的拥有率越高,经营性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越大。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10%的家庭中,近半数的家庭拥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35.6%;而资产最低20%家庭中仅有3.5%的家庭拥有经营性资产,其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22.4%。

  • 金融资产分化明显,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

受调查家庭中,有99.7%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偏低,比美国低22.1的百分点。







△图5 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第一,金融资产的分化程度更明显。 将家庭分别按照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金融资产最高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所有样本家庭的58.3%,而实物资产最高10%家庭拥有的资产占比为47.1%。可见,金融资产的不均衡程度更显著。

第二,居民投资偏稳健,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率高。 调查显示,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高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受调查家庭中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99.6%,户均35.2万元;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59.6%,户均50.1万元。从调查样本整体看来,户均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35.0万元,占总金融资产的比达到53.9%,高于风险金融资产。

第三,高资产、高学历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金融资产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持有风险金融产品的比率稳步提高。将家庭总资产排序,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87.9%,最低20%家庭的持有率为29.8%。而且,总资产越多的家庭参与各类金融市场的程度越高,高资产家庭在各类金融产品上的持有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6 不同资产组和不同学历水平居民家庭的各类金融产品持有率

从学历水平看,学历越高的家庭金融资产表现形式越多元化。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户主学历水平的提高,家庭持有活期与定期存款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持有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及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高学历群体通常更了解相关的金融知识和信息,加之其往往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资产,因而在满足了预防性需求后更愿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房贷是主要构成部分

第一,家庭负债参与率较高,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运用杠杆现象较为普遍。受调查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56.5%。分地区看,东北地区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最低,为42.1%;东部、中部分别为57.9%和55.7%;西部地区最高,为60.1%。




有负债的家庭中,户均家庭总负债为51.2万元。其中,53.8%的居民家庭负债余额在30万元以下,35.6%的家庭负债余额在30万~100万元,10.5%的家庭负债余额在100万元以上。按照家庭负债余额从低到高排序,负债最低20%家庭的户均总负债3.2万元,所承担的负债仅占全部样本的1.3%;负债最高20%家庭的户均负债157.3万元,所承担的负债占全部样本的61.4%。

第二,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为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 从负债来源看,城镇居民家庭的负债以银行贷款为主。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户均银行贷款49.6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96.8%。银行体系外的负债占比低,仅为3.2%,其中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产品贷款的户均负债额分别为1.2万元和0.1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分别为2.4%和0.2%。

从负债用途看,房贷是家庭负债的基本构成。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调查显示,75.9%的居民家庭将负债用于购房,24.8%的居民家庭用于日常消费,12.8%的居民家庭用于买车或车位,9.6%的居民家庭用于装修或购买家电,9.3%的居民家庭用于实体经营,9.0%的居民家庭用于教育,3.9%的居民家庭用于医疗,2.3%的居民家庭用于金融投资。

第三,富裕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更高,且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低资产家庭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高,为63.3%,且负债中97.1%为银行贷款。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低,为38.6%。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来源中,89.4%来源于银行贷款,远低于其他家庭;9.0%来自于民间借贷,远高于其他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低资产家庭往往收入较低,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相对困难,因而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第四,居民家庭负债集中于中青年和高学历家庭。 受调查家庭中,户主年龄为26~35岁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高,为73.1%。随着年龄的提高,家庭负债参与率有所下降,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低,为25.1%。家庭负债参与率与户主的学历成正比,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负债参与率越高。



△图7 按户主年龄和学历分组的家庭负债参与率


家庭净资产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较美国均衡

将居民家庭的资产扣除负债,得到的净资产更能真实地反映居民家庭的财富水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家庭净资产中位数为141.0万元,比均值低148.0万元。

居民家庭净资产分化程度高于家庭总资产。将家庭净资产从低到高排序,净资产最低20%家庭的净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2.3%,而最高20%家庭的净资产占64.5%。对高资产组家庭作进一步细分,最高10%的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49.0%,最高1%的家庭占17.1%。




与美国相比,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分布相对均衡。2016年,按家庭净资产排序,美国全国最高1%的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38.6%,略高于随后9%家庭的38.5%,而其余90%的家庭仅占22.8%,不到三分之一,说明美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向最富裕家庭集中的特征明显。我们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中,这三个比例分别为17.1%、31.9%和51.0%。即使假设我国乡村居民家庭的净资产均为零,将这些零资产的样本按乡村人口占比加入调查样本后,新样本中最高1%、随后9%和其余90%的家庭净财富占比分别为21.9%、38.5%和39.6%,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相对均衡。


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

总体看,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9.1%,低于美国的12.1%。其中,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14.8%,中位数为15.8%。




从资产负债率的分布看,资产规模越低,负债参与率越低,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尤其是资产规模在10万元及以下的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11%。



△图8 不同资产负债率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有负债的家庭中,大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处于(0%,10%]的区间,少数家庭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调查样本中,资产负债率处于(0%,10%]的家庭占比为19.4%,占有负债家庭的34.4%。有0.4%共138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0.4%。这些家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低资产家庭(资产少于10万元),一共106户,债务规模占所有资不抵债家庭债务的比重为17%,他们的债务规模不大,但资产规模更小,资产无法覆盖债务;二是参与企业经营的家庭,一共23户,债务规模占所有资不抵债家庭债务的比重为41.1%,他们有一定规模的资产,但债务规模更大,而且借债的原因主要是实体经营。

  • 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

债务收入比是指居民家庭的债务余额与其年收入的比值,能更为直观地反映居民家庭的债务规模。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0.93的水平。其中,有负债家庭的债务收入比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1.6。有少数家庭的债务规模远高于家庭收入,有1.2%共221户家庭的债务收入比超过了10,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5.8%。



△图9 不同债务收入比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图10 不同偿债收入比区间的家庭占比情况

  • 偿债能力总体较强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偿债能力总体较强。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偿债收入比平均为18.4%,其中房贷偿债收入比为9.1%。有负债家庭的偿债收入比的均值为29.5%,中位数为26.7%。部分家庭的偿债负担较重,12.8%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四成,这些家庭的债务占全部样本家庭债务的比重为34.7%;4.5%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六成,债务占比为12.8%。

分收入水平看,低收入家庭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调查数据显示,按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收入最低20%家庭月偿债收入比为24.8%,高于均值6.4个百分点,比最高20%家庭高9.1个百分点。这些低收入家庭中,13.8%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超过四成,6.7%的家庭超过六成。

实体经营家庭的偿债压力大 。 调查样本中,没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16.1%,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30.1%,高于前者14个百分点。

工 薪阶层债务偿还压力明显 。 分职业看,户主为企业一般员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相对高,分别为22.5%和19.9%,均高于平均偿债收入比。


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高度集中于房产,金融资产占比低,金融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为44.6%,其中,有负债家庭的金融资产负债率均值为85.3%,中位数为117.3%,半数以上的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可见,居民资产负债率虽整体稳健,但是资产流动性较差,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第二,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 。 受调查家庭中,总资产低于10万元的共有792户,这些家庭的资产负债率为30.7%,远高于其他家庭,其中有106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这106户家庭多数无房无车,仅有少量存款,户主主要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职业,没有稳定收入,负债却相对较高,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违约风险较高。

第三,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较大,债务风险相对较高。 户主年龄在26~35岁的居民家庭债务参与率、户均债务规模、资产负债率、债务收入比都要高于其他家庭。中青年家庭由于面临购房、成家生子、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支出压力,负债现象更为普遍,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第四,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 调查显示,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居民家庭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产品的均值为23.9万元,是总体平均水平的1.4倍,占其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为34.8%,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水平。调研发现,尽管资管新规出台后理财产品不再保本,部分银行代理销售的第三方投资理财产品风险较高,但仍有不少居民认为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不会损失,实际投资风险与居民投资安全性预期存在较大差距。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处于收入来源减少的人生阶段,将大量资金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增加了投资及养老的不确定因素。

第五,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受调查家庭中,43.4%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有房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金融资产负债率和月偿债收入比分别为16.5%、101.5%和29.0%,债务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尤其突出,这三项指标分别为24.2%、151.3%和33.0%,均为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相比之下,投资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要小得多,其三项指标仅略高于平均水平。



△图11 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布情况


附:
调查样本分布说明
区域分布

本次调查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31100户城镇居民家庭。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省级样本数量分配权重为各省城镇人口占比,各省的具体样本数量如下。


人口分布

本次调查对象为县级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不包括农村居民家庭,与全国人口结构略有差异,但总体看人口的年龄分布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分布基本一致。

本次调查共覆盖城镇居民99868人,户均人口数为3.2人,略高于全国户均家庭规模(3.0人)。从年龄结构看,20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口占比略低,但总体分布与全国情况一致。具体如下。



(原文将刊于《中国金融》杂志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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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社: 今年四月,李成东决定更换他2016款的雪佛兰Spark时,现代汽车 的Casper Electric电动车已经 等了两年,这让他开始考虑 比亚迪 的Dolphin。Dolphin丰富的配置让他印象深刻,当场就签了合同。 价格也很有吸引力:Dolphin掀背车的起价为2450万韩元(约合18500美元),但李先生享受了折扣,最终支付的价格不到2300万韩元——与补贴后的Casper Electric价格相近,后者在首尔的售价约为2200万韩元,但只有入门级配置。再加上提车时间比韩国的强制兵役期还短,这位47岁的YouTube博主表示,比亚迪“实在太划算了,不容错过”。 李承东的收购是比亚迪正在经历的一场变革的一部分,比亚迪正将其低成本战略引入韩国市场,以满足韩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价格敏感型需求。比亚迪在欧洲已凭借该战略赢得市场份额。彭博行业研究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比亚迪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增长了九倍,达到近1.8万辆,而现代汽车的同行业销量则下降了6%,约为13.9万辆。 这股增长势头延续到了9月份, 根据韩国汽车与移动出行协会的数据,比亚迪的注册量达到了2万辆,是其年初 目标的两倍。 比亚迪的迅速崛起使其在韩国外资汽车制造商中超越了 沃尔沃 和 丰田汽车 ——考虑到比亚迪2025年初才进入乘用车市场,并且在今年7月因未能满足部分要求而失去了政府补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对韩国本土汽车巨头现代汽车和 起亚汽车构成了日益增长的风险 。尽管这两家公司目前仍占据韩国国内市场72%的份额,但它们正努力与比亚迪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的车型展开竞争。 据三星证券分析师 Esther Yim称 ,现代 汽车自2010年以来(不包括2020年疫情导致的低迷期)的全球年销量可能首次跌破400万辆,未能实现其 三年来最低利润目标。 “导致它们增速放缓的最大因素是来自中国的竞争,”Yim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积极的出口策略引发了除美国和印度以外所有地区的激烈价格战,而现代和起亚在所有这些市场的表现都低于预期。” 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加速进军韩国市场。比亚迪推出Sealion 6 DM-i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售价3750万韩元,是同级别车型中最便宜的。 吉利汽车旗下 高端品牌Zeekr的7X纯电动SUV在上周开始交付,此前该车型 预订...

西方或许已经遗忘了阿诺德·汤因比,但中国还没有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阿诺德·汤因比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集尼尔·弗格森、贾雷德·戴蒙德和西蒙·沙玛于一身。1947年3月,《时代》杂志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称他的多卷本著作《历史研究》是“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来英国最具争议的历史理论著作”。这部杰作的精简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首,仅在美国就售出30万册,正如一位羡慕不已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其盈利能力堪比威士忌”。 汤因比的声望最终黯淡下来。像彼得·盖尔和休·特雷弗-罗珀这样的专业历史学家认为,他将文明史归纳为庞大的预设模式,违反了历史学的规则。“这很精彩,”盖尔总结道,“但这并非历史。”特雷弗-罗珀怒斥这本书“不真实、不合逻辑且教条”,但他同时又称其“令人憎恶”,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自诩的专业客观性。 汤因比继续创作他的伟大著作,于1961年出版了第十二卷也是最后一卷《重新思考》,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他在西方几乎已被遗忘。 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汤因比正经历着又一个“1947时刻” 。一支庞大的学术团队正在将他这部三百万字的巨著翻译成中文。不仅来自智库,也来自中共中央学校的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都将汤因比视为他们最敬佩的西方历史学家。 这种复兴有其中国特有的原因。汤因比是最早预言中国将取代西方成为全球文明中心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在他的《中国史》中,他反复强调两点:中国文明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以及其同样无与伦比的吸收外来思想并赋予其独特中国风味的能力。(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但更现代的例子则是资本主义。) 这种观点正合中共的心意。它不仅让西方在中共看来处于应有的地位:几百年的西方全球霸权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中国有权掌控更广阔的中华文明版图,而台湾正是这一版图的起点。 但汤因比复兴运动的意义仅仅在于此吗?它仅仅是中共实现其野心的工具吗?还是中国人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意识到欧洲最后一位伟大的通史学家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更为普遍的启示?我赞成将汤因比的复兴运动推广到更广泛的层面。 汤因比绝非泛泛的学院派学者。他生于1889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值维多利亚时代风起云涌之际。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1911年毕业后便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然而,他却放弃了安逸的终身教职生活,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他加入外交部情报部门,广泛游历于分崩离析的欧洲,做过各种零工,...

中国汽车制造商首次在欧洲超越日本汽车制造商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量首次在一个季度内超过了日本竞争对手,这凸显了 比亚迪 和 奇瑞汽车等品牌 在该地区迅速崛起的速度。 市场研究公司Dataforce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品牌汽车的注册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近一倍,占该地区总销量的12.7%,其中混合动力汽车销量领先。这一比例超过了包括 丰田汽车公司在内的日本汽车制造商 (11.9%)。 尽管大众汽车集团 和 雷诺汽车公司 等欧洲制造商 仍然主导着该地区,但中国汽车的崛起速度却令人惊讶。五年前,中国品牌在欧洲的销量仅占不到1%。相比之下,日本汽车制造商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在欧洲站稳脚跟。 丰田自 1963 年起就在该地区销售汽车,如今已在整个欧洲大陆设有工厂;而 日产汽车公司 自 1986 年起就在英国桑德兰工厂生产汽车。中国汽车在英国尤其成功,奇瑞的 Jaecoo 7 SUV 在 3 月和 9 月都是英国最畅销的车型。 这种转变对处境艰难的欧洲汽车制造商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中国最大的汽车市场,消费者正纷纷放弃大众和 宝马 ,转而青睐那些能够更快、更经济地推出新车型的本土竞争对手。而中国市场需求的萎缩也迫使比亚迪等公司寻找新的市场。 本月初,奇瑞、比亚迪和吉利旗下的捷克在巴黎车展上展示了一系列新车型,其中包括比亚迪海豚G DM-i等价格亲民的紧凑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款车专为欧洲市场开发。随着燃油价格屡创新高,欧洲市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激增,这三家公司将电动汽车产品线引入欧洲市场,有望从中获益。 欧盟正试图抑制部分由国家补贴推动的经济增长。继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欧盟本月 原则上同意 限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的快速增长的进口。 在各方猜测未来措施之际,混合动力汽车的出货量加快了。 此外,欧盟正在考虑出台新规,在发放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时,将优先考虑本地生产的汽车。这些提案包括将部分公司用车税收优惠与欧洲生产挂钩,这在德国等企业和车队买家占主导地位的许多国家都是一项强有力的工具。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等汽车制造商 对政府的支持表示欢迎,但 警告称 此举将扭曲全球供应链,推高成本。英国、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国向欧盟出口汽车和零部件,而“欧洲制造”规则可能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困难。 中国制造商早已开始为本地化生产做准备。奇瑞汽车正在巴塞罗那筹备投产,比亚迪在匈牙利的生产基地也即将竣工。 浙江利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已...

彭博社:人工智能的巨型资金循环正在像2008年那样吸引外国资金

  如果你想了解当前全球资本流动的趋势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压力点,不妨驱车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劳登县。二十年前,这里曾是全球储蓄过剩引发的房地产繁荣的中心,但这场繁荣最终以惨败告终。而最近,新一波海外资金涌入,推动了数据中心园区的蓬勃发展,满足了小型城市的电力需求。 劳登县乃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不禁质疑,人工智能的繁荣是否像 2007-08 年次贷危机那样,以同样不稳定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如果承诺的利润迟迟未能实现,将会发生什么。 劳登县曾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以弥补上一代人因房产税收入锐减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将次贷危机与当今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进行比较,是因为两者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中国和日本等盈余储蓄国与美国等赤字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回升至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并接近 150年来的最高点 ,而这一水平往往预示着过去的动荡。 这种失衡的核心在于一些我们熟悉的庞然大物。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创造了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则令债券市场动荡不安。在此之上,还叠加着一种新的、潜在风险更大的动态: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高端芯片的巨大需求,并在韩国和台湾等芯片生产地催生了新的储蓄池,这些资金正流入美国科技公司,为其9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建设提供资金。 资本的循环流动推高了美国国债和主权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增加了偿债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它将人工智能泡沫破裂的风险从硅谷扩散到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投资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超级大国竞争加剧、联盟关系紧张的世界,这使得危机发生时合作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我们并不处于安全状态,”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比阿特丽斯·韦德·迪·毛罗说道 。去年,法国爱丽舍宫致电该中心,要求其就今年夏天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全球失衡状况提交一份报告。 她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是颠覆性技术革命、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碰撞的结果。她还认为风险正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因为风险敞口蔓延至全球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少数受益于人工智能繁荣的“科技国家”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过高,以至于她将其比作“荷兰病”,这种疾病通常与过度依赖资源而导致经济扭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位于弗吉尼亚州奥尔迪的微软和亚马逊网络服务数据中心。摄影:Lexi Crit...

付鹏11月24日在HSBC内部演讲速记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对冲风险VS软着陆》   上篇 正值年底,虽然刚才汇丰一直强调大家不录音不录像,但大概率你挡不住。我在这儿讲话会谨慎一些,非常小心谨慎,大概率会有人透露出去,放到YouTube上,基本上所有见我都说付总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的视频,我说那都是盗版的,靠盗版发财的也不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回顾会多一点,展望不多,因为这个月展望完了之后下个月怎么办?有些话对我来讲我倒觉得很简单,本质上原来我们是做Hedge Fund出身,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整体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不是说今年去讨论,或者说明年去讨论。 惯性思维从2016年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经历过过去的几年时间,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对这番话的理解变得越发深刻。 2016年实际上是美国特朗普的第一次大选,我有一个特点,我的特征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有投资机会,我可能第一时间去一线调研,我不喜欢看YouTube,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扒。当然你会说,现在ChatGPT很强大了,人工智能好像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广泛流传或者广泛传播的很多信息是错的。这一点在2012年当时我从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我的感悟是最深的。 当然去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名字叫本森特,很快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他的,目前来讲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财长。本森特原来是索罗斯基金实际掌控人,因为索大爷已经年龄很大了,去年的时候才刚刚把基金的业务交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但在这之前,最主要的几场战役本质上来讲都是本森特在主导。 2012年当时我从北京去香港约朋友们吃饭的饭局上,当时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办公室跟我说,本森特从这儿去了日本。我说OK。我经常说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当然你知道,网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巴菲特“SB”、索罗斯“SB”,我最“牛逼”。你要记住,他们的所有行为一定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去是2011年,我们正在讲福岛核电站泄漏,核废水污染以后海鲜不能吃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头顶着核辐射泄漏去日本吃海鲜了,当然他去日本干吗,这其实很关键。 之后我们跑到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那几年,我陆陆续续跟很多人讲,日本正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利率结构都会随之变化的,当然包括日本的证券市场。今年日本股市终于走出这35年了,创下...

标普采用新规,成长股和价值股将进行重新洗牌

  在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采用新的规则将股票分为成长股和 价值 股两种投资风格之后, 成长股和价值股的分类将迎来彻底的调整。 据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 指数提供商将把无形资产、预期收益和自由现金流纳入考量因素,以判断一家公司的股价是否被低估。 与此同时,12个月的价格动量将不再作为评估公司增长潜力的标准。 新规是在最近一次磋商后制定的,将于 12 月 21 日市场开盘前的年度调整中生效。 这些变化势必会迫使追踪指数的基金调整持仓,以匹配新的成分股。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 詹姆斯·塞法特 估计,至少有3750亿美元的被动型基金与受影响的指数挂钩。 标普的决定源于一场关于传统价值衡量指标是否仍然有效的长期争论。研究人员和基金经理认为,价值股长期低迷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指标存在缺陷,尤其是市净率。此次调整旨在将研发支出和其他内部开发资产纳入考量,因为会计准则通常将这些支出视为费用而非资产负债表资产。批评人士指出,这会使知识产权密集型公司看起来估值过高,并可能导致它们被排除在价值指数之外。 标普并非唯一一家正在考虑调整指数成分股结构的机构。由于科技巨头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富时罗素 正在重新评估其基准指数中成长股和价值股50/50的比例。该咨询期将于12月11日结束。

中国煤炭价格创三年新高

 由于国内生产增长乏力以及主要出口国印尼的供应中断,中国动力煤价格攀升至三年来的最高点,而此时正值美国与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时期。 据中国煤炭运输与分销协会的数据,周一基准电站煤价触及每吨1004元人民币(约合150美元),这是两年来首次突破四位数。自7月中旬以来,煤价已上涨四分之一。 尽管过去几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煤炭仍然是中国主要的电力原料,约占全国电力结构的一半。由于5月份山西省发生致命煤矿坍塌事故后加强了安全措施,截至8月份的一年中,国内煤炭产量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3%以上。 市场原本指望山西煤炭能在年底前恢复约3100万吨的年产量,但据当地一家煤炭新闻媒体报道,复产申请的审批进度落后于预期。鉴于本月晚些时候将召开中共中央重要会议,有关部门可能会保持谨慎态度,这限制了近期放松安全管控措施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主要煤炭铁路走廊将于10月26日前进行为期三周的检修,预计这将使煤炭价格居高不下。 除了国内问题外,中国的主要海外动力煤供应国印尼今年的煤炭出货量也大幅下降,原因是雅加达采取措施限制产量以提振价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近期,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干旱导致印尼主要煤炭产区的河流水位下降,迫使驳船运营商减少货运量。 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通常在冬季上升,这将对煤炭价格构成上行压力。此外,由于中东战争导致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受阻于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能源液化天然气的需求今年也大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