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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沦陷的政治自然法根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已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刮起政坛旋风。如果说他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赶走的雷人设想只是激怒了国际正义人士,那么他最近对乌克兰的背叛则甚至让某些反俄“川粉”倒戈,后悔支持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料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就允许以色列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他能对巴勒斯坦做什么好事呢?第二任上任前,他就口出狂言“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他真的是神吗?能有什么大招?不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投降吗?在他当选后的“美国契约终于破裂”一文中,我曾撂下一句“狠话”:

“也许在未来几年,不再是美国拯救世界,而是美国需要文明世界拯救。但问题是,在经过二战和冷战之后,它早已成为军力独占鳌头的世界‘老大’。如果它想摧毁世界,世界还能否阻挡?就和特朗普当选一样,这个可能并非不存在。”

当时没有展开,因为觉得美国要和俄罗斯等国联起手来“摧毁世界”还有待时日,但现在看来,“邪恶轴心”正在形成。然而,国际局势再险恶,都只是表象而非根源。永远要记住的是,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立场是国内制度决定国际政策。国际关系领域的通说是,民主国家无战争,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民主国家对独裁国家就不好说了,独裁国家之间更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美加原来是铁杆盟国,边境都互不设防。特朗普一上台,就一会儿要把它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一会儿要吞并格林兰岛,不是因为加拿大或丹麦变了,而是美国选上了一位独裁狂人。独裁者当政,则无论国内国际,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美国近一个月来国际政策的陡变让世界对“民主灯塔”大跌眼镜,根源在于它已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

一、政治自然法的基本要求

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符合政治自然法的五点最低要求:(1)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2)言论与新闻自由;(3)族群平等、“一人一票”等消极平等;(4)自由与公正的周期性选举;(5)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这五点原则可以被总结为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和平稳定,多数公民必须信守这些基本原则,并形成“契约共同体”共守之。

一个宪政国家的标准流程是:(1)公民通过自由辩论、交流、协商,根据某种多数决方式选出代表自己的立法者(主要是议会);(2)议会根据多数主义程序制定至少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立法;(3)议会立法经由政治中立的行政获得忠实和有效执行;(4)如果行政执法违法侵犯了公民权利和利益,那么既可以通过议会监督也可以通过法院裁判加以监督;(5)在少数情况下,如果议会立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法院也可以审查并撤销立法,以防“多数人的暴政”。

以此衡量,美国已不是标准的宪政民主国家。事实上,就连它的法治秩序都已被打破,以上流程的第三、四点已经大打折扣。特朗普派出马斯克和“六小将”为首的“文革小组”,接管了白宫的关键部门,以清除“深层国家”腐败为名扣押资金、解雇人员并停止执行国会通过的立法。法院临时中止了某些“文革”措施,但身为最高行政首脑的总统和专门领导执法的司法部长竟口出狂言,拒绝执行法院判决。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1832年,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宣称:(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已经作出判决,现在让他自己去执行吧!如果说司法判决不能自执行,国会监督也靠不住,因为共和党议员已占据了国会两院多数,对行政分支发生的无法无天听之任之。民主党议员再怎么抗议,也孤掌难鸣。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选民身上。他们因为对民主党执政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有些不满的理由是真实和正当的,而选择了一位种族主义和独裁倾向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显露无遗的总统。如果没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铁杆支持,如果美国社会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可以更少一点,如果更多的选民能够信任职业操守总体上可靠的主流媒体(不论左右,包括Fox新闻),而不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阴谋论,那么特朗普本来不会上台。(见“美国契约”现状考察之一:族群态度及其政治影响;之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影响;之三:社交媒体的时代挑战)

换言之,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困局,根源在于“美国契约”破裂了——相当一部分选民放弃了政治自然法的前三条,成了政教合一、种族主义和阴谋论的支持者。虽然美国宪法还在,剩下的“契约共同体”已不足以支撑一个有效运行的宪政国家。事实上,“美国文革”进行了一个月,却没有影响特朗普支持率仍然过半,甚至仍有高达70%的美国人认为他在“履行竞选承诺”。[1]

在许多人看来,近代最古老的宪政国家沦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可能性今天已经清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著名笑话,也叫“哥德尔漏洞”: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数理逻辑天才哥德尔逃亡美国,他以证明“不完备性定理”闻名。1947年,他在准备公民身份测试时发现,美国宪法存在漏洞。后来爱因斯坦陪他去法院参加面试,负责考试的法官问他奥地利是什么政体。他回答说:“原来是共和政体,但宪法最终被改为独裁政体了。”这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骄傲地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哥德尔回答:“怎么不会?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2]其实,这是根本不需要证明的假命题:只要是由人建构并维持的政体,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哥德尔预言的“漏洞”已经在美国捅大了,尽管未必是以其原先预见的方式。

二、谁来决定政府的大小

民主的沦陷不是没有缘由的,通常都理所当然地起因于对民主的不满,譬如经济萧条、失业加剧、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击、移民剧增、有色人种或少数性别群体的崛起、基督教文化和白人优势的衰落……这些不满聚集起来,结果选出了一位承诺“让人民满意”的民粹领袖。有了底层民意的支持,民粹领袖可以大刀阔斧消灭实现独裁的制度障碍,法治化的官僚体系被描绘为既得利益盘踞的“深层政府”。在美国,这个人是总统,因而他的第一刀自然是砍向自己领导的行政系统。这也正是“深层政府”的主体。

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行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规模都不可与行政相比拟。美国国会两院才535名参众议员,加上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联邦三级法院加起来不到900名法官,加上工作人员也是大约3万人。然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430万人之多,其中文职人员220万(不包括63万邮政人员)、军队210万(其中80万为预备役)。注意,军队其实没什么特别,只是任务特别的公务员而已,因为和所有公务员一样,军人的天职是忠于国家,而国家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因此,无论文武,忠诚对象都是法律而非领袖。总共近500万联邦工作人员中,行政人员占超过98%。各州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各国都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在谈论“国家”或“政府”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指的就是行政。

你可以说,政府这么“臃肿”,赶紧砍啊!如果你对民主还存有任何好感的话,还是赶紧把这个话收回去。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雇员、每个部门花多少钱都不是某个领导拍拍脑袋决定的,而是投票选出来的国会每年开好几个月的会,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从美联署到环保局到国防部,美国每一个行政部门的规模、经费和存在理由都是经过民主审议和论证的。你是谁?凭什么砍?你也许会说,马斯克牛啊!你看他把私人企业做那么好,让他来砍!但马斯克自己的事做再好,他代表谁呢?只能代表他自己,代表不了美国选民。政府太大确实不好,但砍谁留谁总不能由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人来决定。

国内那么多“自由派”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好处,总以为政府越小越好,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问题是,即便是在美国,保守派也不会同意裁减警察吧?何况“新政”已经快一个世纪,即便是相对保守的美国也不可能回到政府只做“守夜人”的时代。政府一大,就难免低效甚至腐败,但只要还没有堕入国人熟悉的那种政体,裁不裁、怎么改都是民选议会通过立法决定的事,绝不能任由一群“革命小将”胡来。

那你说,特朗普是选上来的,他不可以决定行政部门的裁员和冻结开支吗?克林顿在任期间还“协议辞退”过40万不到的行政人员呢,何况特朗普开出的条件更好。问题是,克林顿裁员是经过近一年的公开调研和征求意见,最后以国会两党绝对多数通过的。不错,总统权力确实包含了提出年度预算,总统可以“自废武功”,砍掉部门预算。但不论什么预算,都得要两院通过后才能生效。事实上,预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国会立法。现在特朗普当局这么大的动作,征求过谁的意见吗?即便要做也得等到两院通过新的预算立法之后啊!这种故意不执行甚至公然违背国会现有立法的行为是可以构成弹劾的,林肯的继任约翰逊(Andrew Johnson)就差点因此而被弹劾。现在只是因为共和党占了两院多数,才使弹劾在政治上不可行,可见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党执政也不可能实现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那就只能有赤裸裸的人治。

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法治确实不发达,政府也小,总统或党魁呼风唤雨;人事任命大行论功行赏的“分赃制”,从国务卿到清洁工,都是他拍板说了算。这样的体制任人唯亲,不仅效率低,而且很容易滋生腐败。十九世纪末期进步党改革,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现代文官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有一定的决策权,后者就是负责执行的普通公务员。因为总统要保证团队合作,政务官的任命仍然实行“分赃制”。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可以“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亲家为法国大使。这样的任命大概有3000多高级职位,美国比其它民主国家多得多。但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相比,他们仍然是九牛一毛,不足0.1%。公务员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职位的稳定性则受到法律保障。司法部长权力很大,但总统可以随时罢免;司法部的一名普通律师可能卑微得多,但总统看他不顺眼也不能随便开除,而是要有正当理由,而且他还可以向“文官体制保护委员会”乃至法院上诉。美国每年的行政诉讼是巨量的,其中1/3之多都是公务员的维权诉讼。

只有公务员的职务待遇享有相对独立性,才能保证行政执法公正中立。否则,公务员的饭碗掌握在上司手里,那还不是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这类现象,国内自由派应该很熟悉了。美国电影之所以还能经常上演下级挖出上级腐败黑料的故事,现实中也确实偶有其事,就是因为普通公务员的身份独立。这是美国行政法治的基石。现在特朗普要摧毁美国的行政中立体制,以便他呼风唤雨,像解雇政务官那样随意解雇公务员,像统治自己的家族那样统治美国,就是要摧毁美国法治,回到十九世纪的“分赃制”,建立只听命于自己的独裁帝国。

三、美式“文革”能走多远?

既然美国法治基础深厚、行政中立传统悠久,摧毁“深层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文革”。“文革”的本质是最高领袖通过普通群众“砸烂公检法”,用底层来清除不听话的中上层。特朗普的办法是利用外部力量,将“马斯克木马”植入白宫。他任命的财政部长等亲信对“六小将”大开绿灯,任由他们发动“内部革命”,以“反腐”的名义接触政府机密、裁撤行政人员,甚至直接强迫职能部门关门,直到行政系统全体都变成“总统的人”。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法治、民主乃至自由的丧钟即将敲响。如莱维茨基教授指出,政府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为总统一人或一党所用,它们将被用于系统性地削弱反对力量。[3]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如果公安、检察、税务等政府部门放弃政治中立并为一党服务,那么它们都可以被用来对反对派进行选择性的“查税”、“反腐”或“环保执法”。更不用说现代政府还掌握着特许经营、行政合同、税收减免等众多经济资源,可以用来奖励同党、打击异己。如果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精英和民众都体会到“顺昌逆亡”的道理,那么美国就会加剧向人人恐惧“枪打出头鸟”的“囚徒困境”演变。敢于出来说“不”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徒劳,直至第一修正案成为“有宪法无宪政”的具文。

目前,美国商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已纷纷“跪舔”新政权。一向以借鉴和强势谈判著称的亚马逊以4000万高价,买下第一夫人重返白宫的纪录片授权。特朗普此前起诉好几家媒体“侵权”,一度不了了之,在他当选后纷纷高价“和解”。Meta曾在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后暂停特朗普的账号,据说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2024年11月,创始人小扎进入海湖庄园晚宴期间,特朗普明确表示,要和新总统“从今往后相安无事”,就必须解决这起诉讼。此后,Meta支付了2500万“和解费”。迪士尼旗下的ABC新闻也以1500万,支付了特朗普提起的“诽谤”诉讼。[4]特朗普难道不是诽谤法必须容忍的“公众人物”吗?他对煽动国会山暴乱难道没有责任吗?这些商界精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并不信任美国法律。在法律和权力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对美国法治来说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还有独立司法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不错,得益于法官终身制,特朗普当局一时还改变不了美国司法的大局。但我更相信汉德法官的名言:当社会整体江河日下的时候,法官也无力回天。事实上,美国司法并非固若金汤。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呈现6:3的保守派优势,在特朗普任期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最高法院已经给予总统在任期间的“职务行为”以绝对豁免权,无异于为他打造了违法作乱的护身符。其次,法官和其他高官一样,也是总统提名、参院任命。换言之,特朗普仍有机会任命自己的亲信以改变美国司法的构成。最后,对于坚持原则的法官,当局也可以通过“反腐”调查乃至弹劾恐吓之。弹劾法官的程序要求和弹劾总统一样,成功的难度很大,但只要通过众议院多数启动程序,也就达到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目的。

最后的希望当然是周期性选举。如果特朗普当局的胡作非为终于出了大乱、惹了众怒,得罪了自己的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将在选票箱前付出代价。两年或四年之后,他们会成为美国人民的弃儿。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有许多变数。已经有“川粉”向特朗普劝进“第三任”,据说他本人也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如果他连修宪都敢想,还有什么不敢想的呢?共和党一贯热衷于滥划选区(gerrymandering),这是出了名的。除了系统性压制反对力量之外,也不能排除通过改变或扭曲选举规则来维持“永久执政”这种可能。到那个时候,政治自然法的五点原则就荡然无存了,美国也就彻底堕落为一个威权政体。

四、美国的希望

我无意把美国的前景说得很暗淡,但特朗普上台不足一月的迅猛进展不能不令人警惕。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对美国当下的危机,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美国无疑是有希望的,但它不能有面试哥德尔的那位法官的盲目自信。如果大意,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完全可能在美国发生,甚至以前已局部频繁发生过,只是没有蔓延到美国整体而已。在宪政民主和威权独裁这两极的“纳什平衡”中,美国已开始向另一极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它的宪政制度仍然相对完整。就和在任何国家一样,宪政民主的希望在于抗争,而美国当下的抗争机会仍足够多、成本仍足够小、反对力量仍足够强大。如果反对派被悲观情绪击倒,那后果只会是江河日下、万劫不复。

美国的“民主灯塔”确实暗淡了,但重新点亮的最大机会仍在于美国自己手里。它仍然有政治自然法的几乎全套资源——相当完整的选举制度、相当中立的行政系统、高度独立的司法、几乎不受限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尽管一部分选民在政教分离、族群平等、政治认知上出了问题,或因为对政治自然法原则重视不够而让一时情绪或短期利益压倒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在政治生态没有完全恶化之前,这些人是可以改变的。他们需要理解,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天选之子”;公然违反宪法的不是英雄,而是罪犯;美式“文革”不会带来清廉或高效,而只会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法治……

只有当这部分人开始觉醒,而觉醒者不放弃抗争,美国的“契约共同体”才能再次强大,美式“文革”闹剧才会结束,而文明世界才能迎来“民主灯塔”的回归。

[1]Anthony Salvanto et al., CBS News poll -- Trump has positive approval amid “energetic” opening weeks; seen as doing what he promised,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approval-opinion-poll-2025-2-9/.

[2]F. E. Guerra-Pujol, Gödel’s Loophole,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 637-673 (2013).

[3]史蒂文·莱维茨基、卢坎·韦:“民主的崩溃:通往美国的威权主义道路”,https://news.qq.com/rain/a/20250213A003RU00.

[4]Rebecca Ballhaus, Dana Mattioli and Annie Linskey, How the Trumps Turned an Election Victory into a Cash Bonanza,Wall Street Journal, 14 February 2025, https://www.wsj.com/politics/elections/trump-family-election-cash-bonanza-2f5f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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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阿诺德·汤因比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集尼尔·弗格森、贾雷德·戴蒙德和西蒙·沙玛于一身。1947年3月,《时代》杂志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称他的多卷本著作《历史研究》是“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来英国最具争议的历史理论著作”。这部杰作的精简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首,仅在美国就售出30万册,正如一位羡慕不已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其盈利能力堪比威士忌”。 汤因比的声望最终黯淡下来。像彼得·盖尔和休·特雷弗-罗珀这样的专业历史学家认为,他将文明史归纳为庞大的预设模式,违反了历史学的规则。“这很精彩,”盖尔总结道,“但这并非历史。”特雷弗-罗珀怒斥这本书“不真实、不合逻辑且教条”,但他同时又称其“令人憎恶”,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自诩的专业客观性。 汤因比继续创作他的伟大著作,于1961年出版了第十二卷也是最后一卷《重新思考》,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他在西方几乎已被遗忘。 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汤因比正经历着又一个“1947时刻” 。一支庞大的学术团队正在将他这部三百万字的巨著翻译成中文。不仅来自智库,也来自中共中央学校的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都将汤因比视为他们最敬佩的西方历史学家。 这种复兴有其中国特有的原因。汤因比是最早预言中国将取代西方成为全球文明中心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在他的《中国史》中,他反复强调两点:中国文明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以及其同样无与伦比的吸收外来思想并赋予其独特中国风味的能力。(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但更现代的例子则是资本主义。) 这种观点正合中共的心意。它不仅让西方在中共看来处于应有的地位:几百年的西方全球霸权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中国有权掌控更广阔的中华文明版图,而台湾正是这一版图的起点。 但汤因比复兴运动的意义仅仅在于此吗?它仅仅是中共实现其野心的工具吗?还是中国人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意识到欧洲最后一位伟大的通史学家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更为普遍的启示?我赞成将汤因比的复兴运动推广到更广泛的层面。 汤因比绝非泛泛的学院派学者。他生于1889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值维多利亚时代风起云涌之际。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1911年毕业后便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然而,他却放弃了安逸的终身教职生活,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他加入外交部情报部门,广泛游历于分崩离析的欧洲,做过各种零工,...

中国汽车制造商首次在欧洲超越日本汽车制造商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量首次在一个季度内超过了日本竞争对手,这凸显了 比亚迪 和 奇瑞汽车等品牌 在该地区迅速崛起的速度。 市场研究公司Dataforce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品牌汽车的注册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近一倍,占该地区总销量的12.7%,其中混合动力汽车销量领先。这一比例超过了包括 丰田汽车公司在内的日本汽车制造商 (11.9%)。 尽管大众汽车集团 和 雷诺汽车公司 等欧洲制造商 仍然主导着该地区,但中国汽车的崛起速度却令人惊讶。五年前,中国品牌在欧洲的销量仅占不到1%。相比之下,日本汽车制造商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在欧洲站稳脚跟。 丰田自 1963 年起就在该地区销售汽车,如今已在整个欧洲大陆设有工厂;而 日产汽车公司 自 1986 年起就在英国桑德兰工厂生产汽车。中国汽车在英国尤其成功,奇瑞的 Jaecoo 7 SUV 在 3 月和 9 月都是英国最畅销的车型。 这种转变对处境艰难的欧洲汽车制造商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中国最大的汽车市场,消费者正纷纷放弃大众和 宝马 ,转而青睐那些能够更快、更经济地推出新车型的本土竞争对手。而中国市场需求的萎缩也迫使比亚迪等公司寻找新的市场。 本月初,奇瑞、比亚迪和吉利旗下的捷克在巴黎车展上展示了一系列新车型,其中包括比亚迪海豚G DM-i等价格亲民的紧凑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款车专为欧洲市场开发。随着燃油价格屡创新高,欧洲市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激增,这三家公司将电动汽车产品线引入欧洲市场,有望从中获益。 欧盟正试图抑制部分由国家补贴推动的经济增长。继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欧盟本月 原则上同意 限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的快速增长的进口。 在各方猜测未来措施之际,混合动力汽车的出货量加快了。 此外,欧盟正在考虑出台新规,在发放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时,将优先考虑本地生产的汽车。这些提案包括将部分公司用车税收优惠与欧洲生产挂钩,这在德国等企业和车队买家占主导地位的许多国家都是一项强有力的工具。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等汽车制造商 对政府的支持表示欢迎,但 警告称 此举将扭曲全球供应链,推高成本。英国、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国向欧盟出口汽车和零部件,而“欧洲制造”规则可能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困难。 中国制造商早已开始为本地化生产做准备。奇瑞汽车正在巴塞罗那筹备投产,比亚迪在匈牙利的生产基地也即将竣工。 浙江利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已...

彭博社:人工智能的巨型资金循环正在像2008年那样吸引外国资金

  如果你想了解当前全球资本流动的趋势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压力点,不妨驱车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劳登县。二十年前,这里曾是全球储蓄过剩引发的房地产繁荣的中心,但这场繁荣最终以惨败告终。而最近,新一波海外资金涌入,推动了数据中心园区的蓬勃发展,满足了小型城市的电力需求。 劳登县乃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不禁质疑,人工智能的繁荣是否像 2007-08 年次贷危机那样,以同样不稳定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如果承诺的利润迟迟未能实现,将会发生什么。 劳登县曾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以弥补上一代人因房产税收入锐减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将次贷危机与当今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进行比较,是因为两者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中国和日本等盈余储蓄国与美国等赤字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回升至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并接近 150年来的最高点 ,而这一水平往往预示着过去的动荡。 这种失衡的核心在于一些我们熟悉的庞然大物。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创造了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则令债券市场动荡不安。在此之上,还叠加着一种新的、潜在风险更大的动态: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高端芯片的巨大需求,并在韩国和台湾等芯片生产地催生了新的储蓄池,这些资金正流入美国科技公司,为其9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建设提供资金。 资本的循环流动推高了美国国债和主权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增加了偿债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它将人工智能泡沫破裂的风险从硅谷扩散到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投资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超级大国竞争加剧、联盟关系紧张的世界,这使得危机发生时合作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我们并不处于安全状态,”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比阿特丽斯·韦德·迪·毛罗说道 。去年,法国爱丽舍宫致电该中心,要求其就今年夏天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全球失衡状况提交一份报告。 她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是颠覆性技术革命、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碰撞的结果。她还认为风险正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因为风险敞口蔓延至全球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少数受益于人工智能繁荣的“科技国家”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过高,以至于她将其比作“荷兰病”,这种疾病通常与过度依赖资源而导致经济扭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位于弗吉尼亚州奥尔迪的微软和亚马逊网络服务数据中心。摄影:Lexi Crit...

付鹏11月24日在HSBC内部演讲速记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对冲风险VS软着陆》   上篇 正值年底,虽然刚才汇丰一直强调大家不录音不录像,但大概率你挡不住。我在这儿讲话会谨慎一些,非常小心谨慎,大概率会有人透露出去,放到YouTube上,基本上所有见我都说付总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的视频,我说那都是盗版的,靠盗版发财的也不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回顾会多一点,展望不多,因为这个月展望完了之后下个月怎么办?有些话对我来讲我倒觉得很简单,本质上原来我们是做Hedge Fund出身,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整体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不是说今年去讨论,或者说明年去讨论。 惯性思维从2016年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经历过过去的几年时间,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对这番话的理解变得越发深刻。 2016年实际上是美国特朗普的第一次大选,我有一个特点,我的特征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有投资机会,我可能第一时间去一线调研,我不喜欢看YouTube,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扒。当然你会说,现在ChatGPT很强大了,人工智能好像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广泛流传或者广泛传播的很多信息是错的。这一点在2012年当时我从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我的感悟是最深的。 当然去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名字叫本森特,很快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他的,目前来讲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财长。本森特原来是索罗斯基金实际掌控人,因为索大爷已经年龄很大了,去年的时候才刚刚把基金的业务交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但在这之前,最主要的几场战役本质上来讲都是本森特在主导。 2012年当时我从北京去香港约朋友们吃饭的饭局上,当时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办公室跟我说,本森特从这儿去了日本。我说OK。我经常说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当然你知道,网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巴菲特“SB”、索罗斯“SB”,我最“牛逼”。你要记住,他们的所有行为一定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去是2011年,我们正在讲福岛核电站泄漏,核废水污染以后海鲜不能吃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头顶着核辐射泄漏去日本吃海鲜了,当然他去日本干吗,这其实很关键。 之后我们跑到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那几年,我陆陆续续跟很多人讲,日本正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利率结构都会随之变化的,当然包括日本的证券市场。今年日本股市终于走出这35年了,创下...

标普采用新规,成长股和价值股将进行重新洗牌

  在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采用新的规则将股票分为成长股和 价值 股两种投资风格之后, 成长股和价值股的分类将迎来彻底的调整。 据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 指数提供商将把无形资产、预期收益和自由现金流纳入考量因素,以判断一家公司的股价是否被低估。 与此同时,12个月的价格动量将不再作为评估公司增长潜力的标准。 新规是在最近一次磋商后制定的,将于 12 月 21 日市场开盘前的年度调整中生效。 这些变化势必会迫使追踪指数的基金调整持仓,以匹配新的成分股。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 詹姆斯·塞法特 估计,至少有3750亿美元的被动型基金与受影响的指数挂钩。 标普的决定源于一场关于传统价值衡量指标是否仍然有效的长期争论。研究人员和基金经理认为,价值股长期低迷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指标存在缺陷,尤其是市净率。此次调整旨在将研发支出和其他内部开发资产纳入考量,因为会计准则通常将这些支出视为费用而非资产负债表资产。批评人士指出,这会使知识产权密集型公司看起来估值过高,并可能导致它们被排除在价值指数之外。 标普并非唯一一家正在考虑调整指数成分股结构的机构。由于科技巨头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富时罗素 正在重新评估其基准指数中成长股和价值股50/50的比例。该咨询期将于12月11日结束。

中国煤炭价格创三年新高

 由于国内生产增长乏力以及主要出口国印尼的供应中断,中国动力煤价格攀升至三年来的最高点,而此时正值美国与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时期。 据中国煤炭运输与分销协会的数据,周一基准电站煤价触及每吨1004元人民币(约合150美元),这是两年来首次突破四位数。自7月中旬以来,煤价已上涨四分之一。 尽管过去几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煤炭仍然是中国主要的电力原料,约占全国电力结构的一半。由于5月份山西省发生致命煤矿坍塌事故后加强了安全措施,截至8月份的一年中,国内煤炭产量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3%以上。 市场原本指望山西煤炭能在年底前恢复约3100万吨的年产量,但据当地一家煤炭新闻媒体报道,复产申请的审批进度落后于预期。鉴于本月晚些时候将召开中共中央重要会议,有关部门可能会保持谨慎态度,这限制了近期放松安全管控措施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主要煤炭铁路走廊将于10月26日前进行为期三周的检修,预计这将使煤炭价格居高不下。 除了国内问题外,中国的主要海外动力煤供应国印尼今年的煤炭出货量也大幅下降,原因是雅加达采取措施限制产量以提振价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近期,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干旱导致印尼主要煤炭产区的河流水位下降,迫使驳船运营商减少货运量。 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通常在冬季上升,这将对煤炭价格构成上行压力。此外,由于中东战争导致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受阻于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能源液化天然气的需求今年也大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