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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沦陷的政治自然法根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已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刮起政坛旋风。如果说他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赶走的雷人设想只是激怒了国际正义人士,那么他最近对乌克兰的背叛则甚至让某些反俄“川粉”倒戈,后悔支持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料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就允许以色列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他能对巴勒斯坦做什么好事呢?第二任上任前,他就口出狂言“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他真的是神吗?能有什么大招?不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投降吗?在他当选后的“美国契约终于破裂”一文中,我曾撂下一句“狠话”:

“也许在未来几年,不再是美国拯救世界,而是美国需要文明世界拯救。但问题是,在经过二战和冷战之后,它早已成为军力独占鳌头的世界‘老大’。如果它想摧毁世界,世界还能否阻挡?就和特朗普当选一样,这个可能并非不存在。”

当时没有展开,因为觉得美国要和俄罗斯等国联起手来“摧毁世界”还有待时日,但现在看来,“邪恶轴心”正在形成。然而,国际局势再险恶,都只是表象而非根源。永远要记住的是,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立场是国内制度决定国际政策。国际关系领域的通说是,民主国家无战争,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民主国家对独裁国家就不好说了,独裁国家之间更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美加原来是铁杆盟国,边境都互不设防。特朗普一上台,就一会儿要把它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一会儿要吞并格林兰岛,不是因为加拿大或丹麦变了,而是美国选上了一位独裁狂人。独裁者当政,则无论国内国际,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美国近一个月来国际政策的陡变让世界对“民主灯塔”大跌眼镜,根源在于它已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

一、政治自然法的基本要求

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符合政治自然法的五点最低要求:(1)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2)言论与新闻自由;(3)族群平等、“一人一票”等消极平等;(4)自由与公正的周期性选举;(5)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这五点原则可以被总结为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和平稳定,多数公民必须信守这些基本原则,并形成“契约共同体”共守之。

一个宪政国家的标准流程是:(1)公民通过自由辩论、交流、协商,根据某种多数决方式选出代表自己的立法者(主要是议会);(2)议会根据多数主义程序制定至少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立法;(3)议会立法经由政治中立的行政获得忠实和有效执行;(4)如果行政执法违法侵犯了公民权利和利益,那么既可以通过议会监督也可以通过法院裁判加以监督;(5)在少数情况下,如果议会立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法院也可以审查并撤销立法,以防“多数人的暴政”。

以此衡量,美国已不是标准的宪政民主国家。事实上,就连它的法治秩序都已被打破,以上流程的第三、四点已经大打折扣。特朗普派出马斯克和“六小将”为首的“文革小组”,接管了白宫的关键部门,以清除“深层国家”腐败为名扣押资金、解雇人员并停止执行国会通过的立法。法院临时中止了某些“文革”措施,但身为最高行政首脑的总统和专门领导执法的司法部长竟口出狂言,拒绝执行法院判决。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1832年,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宣称:(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已经作出判决,现在让他自己去执行吧!如果说司法判决不能自执行,国会监督也靠不住,因为共和党议员已占据了国会两院多数,对行政分支发生的无法无天听之任之。民主党议员再怎么抗议,也孤掌难鸣。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选民身上。他们因为对民主党执政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有些不满的理由是真实和正当的,而选择了一位种族主义和独裁倾向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显露无遗的总统。如果没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铁杆支持,如果美国社会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可以更少一点,如果更多的选民能够信任职业操守总体上可靠的主流媒体(不论左右,包括Fox新闻),而不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阴谋论,那么特朗普本来不会上台。(见“美国契约”现状考察之一:族群态度及其政治影响;之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影响;之三:社交媒体的时代挑战)

换言之,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困局,根源在于“美国契约”破裂了——相当一部分选民放弃了政治自然法的前三条,成了政教合一、种族主义和阴谋论的支持者。虽然美国宪法还在,剩下的“契约共同体”已不足以支撑一个有效运行的宪政国家。事实上,“美国文革”进行了一个月,却没有影响特朗普支持率仍然过半,甚至仍有高达70%的美国人认为他在“履行竞选承诺”。[1]

在许多人看来,近代最古老的宪政国家沦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可能性今天已经清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著名笑话,也叫“哥德尔漏洞”: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数理逻辑天才哥德尔逃亡美国,他以证明“不完备性定理”闻名。1947年,他在准备公民身份测试时发现,美国宪法存在漏洞。后来爱因斯坦陪他去法院参加面试,负责考试的法官问他奥地利是什么政体。他回答说:“原来是共和政体,但宪法最终被改为独裁政体了。”这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骄傲地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哥德尔回答:“怎么不会?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2]其实,这是根本不需要证明的假命题:只要是由人建构并维持的政体,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哥德尔预言的“漏洞”已经在美国捅大了,尽管未必是以其原先预见的方式。

二、谁来决定政府的大小

民主的沦陷不是没有缘由的,通常都理所当然地起因于对民主的不满,譬如经济萧条、失业加剧、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击、移民剧增、有色人种或少数性别群体的崛起、基督教文化和白人优势的衰落……这些不满聚集起来,结果选出了一位承诺“让人民满意”的民粹领袖。有了底层民意的支持,民粹领袖可以大刀阔斧消灭实现独裁的制度障碍,法治化的官僚体系被描绘为既得利益盘踞的“深层政府”。在美国,这个人是总统,因而他的第一刀自然是砍向自己领导的行政系统。这也正是“深层政府”的主体。

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行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规模都不可与行政相比拟。美国国会两院才535名参众议员,加上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联邦三级法院加起来不到900名法官,加上工作人员也是大约3万人。然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430万人之多,其中文职人员220万(不包括63万邮政人员)、军队210万(其中80万为预备役)。注意,军队其实没什么特别,只是任务特别的公务员而已,因为和所有公务员一样,军人的天职是忠于国家,而国家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因此,无论文武,忠诚对象都是法律而非领袖。总共近500万联邦工作人员中,行政人员占超过98%。各州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各国都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在谈论“国家”或“政府”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指的就是行政。

你可以说,政府这么“臃肿”,赶紧砍啊!如果你对民主还存有任何好感的话,还是赶紧把这个话收回去。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雇员、每个部门花多少钱都不是某个领导拍拍脑袋决定的,而是投票选出来的国会每年开好几个月的会,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从美联署到环保局到国防部,美国每一个行政部门的规模、经费和存在理由都是经过民主审议和论证的。你是谁?凭什么砍?你也许会说,马斯克牛啊!你看他把私人企业做那么好,让他来砍!但马斯克自己的事做再好,他代表谁呢?只能代表他自己,代表不了美国选民。政府太大确实不好,但砍谁留谁总不能由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人来决定。

国内那么多“自由派”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好处,总以为政府越小越好,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问题是,即便是在美国,保守派也不会同意裁减警察吧?何况“新政”已经快一个世纪,即便是相对保守的美国也不可能回到政府只做“守夜人”的时代。政府一大,就难免低效甚至腐败,但只要还没有堕入国人熟悉的那种政体,裁不裁、怎么改都是民选议会通过立法决定的事,绝不能任由一群“革命小将”胡来。

那你说,特朗普是选上来的,他不可以决定行政部门的裁员和冻结开支吗?克林顿在任期间还“协议辞退”过40万不到的行政人员呢,何况特朗普开出的条件更好。问题是,克林顿裁员是经过近一年的公开调研和征求意见,最后以国会两党绝对多数通过的。不错,总统权力确实包含了提出年度预算,总统可以“自废武功”,砍掉部门预算。但不论什么预算,都得要两院通过后才能生效。事实上,预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国会立法。现在特朗普当局这么大的动作,征求过谁的意见吗?即便要做也得等到两院通过新的预算立法之后啊!这种故意不执行甚至公然违背国会现有立法的行为是可以构成弹劾的,林肯的继任约翰逊(Andrew Johnson)就差点因此而被弹劾。现在只是因为共和党占了两院多数,才使弹劾在政治上不可行,可见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党执政也不可能实现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那就只能有赤裸裸的人治。

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法治确实不发达,政府也小,总统或党魁呼风唤雨;人事任命大行论功行赏的“分赃制”,从国务卿到清洁工,都是他拍板说了算。这样的体制任人唯亲,不仅效率低,而且很容易滋生腐败。十九世纪末期进步党改革,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现代文官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有一定的决策权,后者就是负责执行的普通公务员。因为总统要保证团队合作,政务官的任命仍然实行“分赃制”。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可以“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亲家为法国大使。这样的任命大概有3000多高级职位,美国比其它民主国家多得多。但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相比,他们仍然是九牛一毛,不足0.1%。公务员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职位的稳定性则受到法律保障。司法部长权力很大,但总统可以随时罢免;司法部的一名普通律师可能卑微得多,但总统看他不顺眼也不能随便开除,而是要有正当理由,而且他还可以向“文官体制保护委员会”乃至法院上诉。美国每年的行政诉讼是巨量的,其中1/3之多都是公务员的维权诉讼。

只有公务员的职务待遇享有相对独立性,才能保证行政执法公正中立。否则,公务员的饭碗掌握在上司手里,那还不是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这类现象,国内自由派应该很熟悉了。美国电影之所以还能经常上演下级挖出上级腐败黑料的故事,现实中也确实偶有其事,就是因为普通公务员的身份独立。这是美国行政法治的基石。现在特朗普要摧毁美国的行政中立体制,以便他呼风唤雨,像解雇政务官那样随意解雇公务员,像统治自己的家族那样统治美国,就是要摧毁美国法治,回到十九世纪的“分赃制”,建立只听命于自己的独裁帝国。

三、美式“文革”能走多远?

既然美国法治基础深厚、行政中立传统悠久,摧毁“深层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文革”。“文革”的本质是最高领袖通过普通群众“砸烂公检法”,用底层来清除不听话的中上层。特朗普的办法是利用外部力量,将“马斯克木马”植入白宫。他任命的财政部长等亲信对“六小将”大开绿灯,任由他们发动“内部革命”,以“反腐”的名义接触政府机密、裁撤行政人员,甚至直接强迫职能部门关门,直到行政系统全体都变成“总统的人”。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法治、民主乃至自由的丧钟即将敲响。如莱维茨基教授指出,政府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为总统一人或一党所用,它们将被用于系统性地削弱反对力量。[3]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如果公安、检察、税务等政府部门放弃政治中立并为一党服务,那么它们都可以被用来对反对派进行选择性的“查税”、“反腐”或“环保执法”。更不用说现代政府还掌握着特许经营、行政合同、税收减免等众多经济资源,可以用来奖励同党、打击异己。如果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精英和民众都体会到“顺昌逆亡”的道理,那么美国就会加剧向人人恐惧“枪打出头鸟”的“囚徒困境”演变。敢于出来说“不”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徒劳,直至第一修正案成为“有宪法无宪政”的具文。

目前,美国商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已纷纷“跪舔”新政权。一向以借鉴和强势谈判著称的亚马逊以4000万高价,买下第一夫人重返白宫的纪录片授权。特朗普此前起诉好几家媒体“侵权”,一度不了了之,在他当选后纷纷高价“和解”。Meta曾在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后暂停特朗普的账号,据说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2024年11月,创始人小扎进入海湖庄园晚宴期间,特朗普明确表示,要和新总统“从今往后相安无事”,就必须解决这起诉讼。此后,Meta支付了2500万“和解费”。迪士尼旗下的ABC新闻也以1500万,支付了特朗普提起的“诽谤”诉讼。[4]特朗普难道不是诽谤法必须容忍的“公众人物”吗?他对煽动国会山暴乱难道没有责任吗?这些商界精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并不信任美国法律。在法律和权力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对美国法治来说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还有独立司法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不错,得益于法官终身制,特朗普当局一时还改变不了美国司法的大局。但我更相信汉德法官的名言:当社会整体江河日下的时候,法官也无力回天。事实上,美国司法并非固若金汤。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呈现6:3的保守派优势,在特朗普任期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最高法院已经给予总统在任期间的“职务行为”以绝对豁免权,无异于为他打造了违法作乱的护身符。其次,法官和其他高官一样,也是总统提名、参院任命。换言之,特朗普仍有机会任命自己的亲信以改变美国司法的构成。最后,对于坚持原则的法官,当局也可以通过“反腐”调查乃至弹劾恐吓之。弹劾法官的程序要求和弹劾总统一样,成功的难度很大,但只要通过众议院多数启动程序,也就达到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目的。

最后的希望当然是周期性选举。如果特朗普当局的胡作非为终于出了大乱、惹了众怒,得罪了自己的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将在选票箱前付出代价。两年或四年之后,他们会成为美国人民的弃儿。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有许多变数。已经有“川粉”向特朗普劝进“第三任”,据说他本人也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如果他连修宪都敢想,还有什么不敢想的呢?共和党一贯热衷于滥划选区(gerrymandering),这是出了名的。除了系统性压制反对力量之外,也不能排除通过改变或扭曲选举规则来维持“永久执政”这种可能。到那个时候,政治自然法的五点原则就荡然无存了,美国也就彻底堕落为一个威权政体。

四、美国的希望

我无意把美国的前景说得很暗淡,但特朗普上台不足一月的迅猛进展不能不令人警惕。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对美国当下的危机,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美国无疑是有希望的,但它不能有面试哥德尔的那位法官的盲目自信。如果大意,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完全可能在美国发生,甚至以前已局部频繁发生过,只是没有蔓延到美国整体而已。在宪政民主和威权独裁这两极的“纳什平衡”中,美国已开始向另一极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它的宪政制度仍然相对完整。就和在任何国家一样,宪政民主的希望在于抗争,而美国当下的抗争机会仍足够多、成本仍足够小、反对力量仍足够强大。如果反对派被悲观情绪击倒,那后果只会是江河日下、万劫不复。

美国的“民主灯塔”确实暗淡了,但重新点亮的最大机会仍在于美国自己手里。它仍然有政治自然法的几乎全套资源——相当完整的选举制度、相当中立的行政系统、高度独立的司法、几乎不受限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尽管一部分选民在政教分离、族群平等、政治认知上出了问题,或因为对政治自然法原则重视不够而让一时情绪或短期利益压倒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在政治生态没有完全恶化之前,这些人是可以改变的。他们需要理解,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天选之子”;公然违反宪法的不是英雄,而是罪犯;美式“文革”不会带来清廉或高效,而只会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法治……

只有当这部分人开始觉醒,而觉醒者不放弃抗争,美国的“契约共同体”才能再次强大,美式“文革”闹剧才会结束,而文明世界才能迎来“民主灯塔”的回归。

[1]Anthony Salvanto et al., CBS News poll -- Trump has positive approval amid “energetic” opening weeks; seen as doing what he promised,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approval-opinion-poll-2025-2-9/.

[2]F. E. Guerra-Pujol, Gödel’s Loophole,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 637-673 (2013).

[3]史蒂文·莱维茨基、卢坎·韦:“民主的崩溃:通往美国的威权主义道路”,https://news.qq.com/rain/a/20250213A003RU00.

[4]Rebecca Ballhaus, Dana Mattioli and Annie Linskey, How the Trumps Turned an Election Victory into a Cash Bonanza,Wall Street Journal, 14 February 2025, https://www.wsj.com/politics/elections/trump-family-election-cash-bonanza-2f5f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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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 七十年前,日渐衰落的英法两国试图武力夺取苏伊士运河。奇怪的是,两国领导人都不是那种典型的沙文主义者。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安东尼·艾登,堪称战后唐宁街10号最有教养的首相。只是地位焦虑会让理智的人做出鲁莽的举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而英国则选择退出它认为毫无前途的欧洲联邦主义计划:这些误判至今仍在影响着两国。 当然,美国的衰落远不及当年的英国那样剧烈。它仍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优势有所缩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衰落更为严重。英国或许还能安慰自己,它把权力移交给了一个民主、以英语为母语且以白人为主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美国却在与中国竞争中败下阵来,而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任何特征。因此,尽管美国的地位下降幅度远小于英国,但其主观感受可能更加痛苦。与哪个国家竞争,确实 至关重要 。 如果再加上唐纳德·特朗普那种对等级制度的痴迷——他近乎地质学般的等级观念——你就会看到格陵兰岛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加勒比海地区的炮舰外交以及其他类似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挽回声望的尝试。(或许这次会更加成功。) 但即便是在一位正常的总统领导下,美国现在的行为也可能不太妥当。那些急于提升自身地位的国家总要标榜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衰落的超级大国实属罕见。 要证明这背后还有比特朗普更深层次的原因,不妨回顾一下,在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就已经对当时几乎无人提及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感到不满。即便抛开伊拉克战争不谈,布什也对国际刑事法院抱有极大的蔑视。这并非指责他。当时,乃至现在,全球范围内充斥着许多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左翼的种种乱象。布什骨子里亲西方,他对其中某些事物抱有怀疑,这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这种法治主义世界秩序的不满由来已久,远早于特朗普。必然存在某种结构性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而这或许就是衰落。 由于美国在本世纪的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绝对成就,其相对衰落的迹象可能难以察觉。然而,这种衰落确实存在:近年来美国制裁措施收效甚微,在 人工智能领域 难以保持领先地位,以及中国在西半球敢于拥有的战略资产,都印证了这一点。如今,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差距已远不及千禧年之交。即便是一位普通的共和党总统,在当前形势下也会采取强硬措施,尽管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鲁莽。 永远要警惕那些社会地位下滑的人。我们这些生活优渥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社会...

拉里·萨默斯怎么会这么蠢?

 POLITICO: 挖洞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停止挖洞,”拉里·萨默斯几个月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他在采访中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停止对外国征收关税。 萨默斯本该听从自己的建议:直到 2019 年 7 月 5 日,也就是爱泼斯坦最后一次被捕的前一天,他才停止为自己身处的困境挖坑,当时他给已故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发送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 现在,在有关萨默斯与爱泼斯坦长达十多年的通信往来被曝光之后——当时爱泼斯坦已经因引诱未成年人卖淫而被判入狱——萨默斯宣布他将退出公开活动,至少不会再参与那些他可能会被问及爱泼斯坦相关问题的场合。 萨默斯表示他将继续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目前担任“大学教授”,这是哈佛大学授予教职人员的最高荣誉——在哈佛文理学院约900名终身教授中,只有24位大学教授。这个数字可能很快就会降至23位。伊丽莎白·沃伦在当选美国参议员之前曾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她已经呼吁哈佛大学解雇萨默斯。学生、校友和捐赠者肯定也会纷纷响应。虽然任何时候让一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担任笔友都不是好事,但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密切关注之际,哈佛大学此时接纳这样一位显而易见的“累赘”尤其不合时宜。 萨默斯如今面临着职业生涯黯然落幕的局面,他数十年的公共生涯可谓跌宕起伏。即便像萨默斯这样韧性十足的人,也很难再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考虑到他臭名昭著的傲慢在华盛顿、剑桥乃至更广阔的领域得罪了多少人,他的落败无疑会招致不少人的欢呼。 萨默斯年轻时就展现出几乎无人能及的天赋。他是个智力神童;7岁时就能背诵出约翰·F·肯尼迪内阁成员的名字。他曾参加过一个体育广播问答节目,回答问题的速度之快,以至于电台都无题可问了。 坦白说,年轻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被寄予厚望。他的父母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两位叔叔,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阿罗(Ken Arrow),都是20世纪经济学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据说,拉里的父亲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因为害怕学术界的反犹主义,将自己的名字从萨缪尔森改为萨默斯。)萨缪尔森和阿罗都因其杰出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萨默斯获得诺贝尔奖似乎也顺理成章。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完成本科学习后,萨默斯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

比特币触及触发点,全球股市下跌

  由于投资者在英伟达公司财报和关键的美国就业报告 即将发布之际,纷纷从风险较高的市场板块撤资,股市遭到抛售,比特币跌至七个月来的最低点 。 全球股市 指数 跌至近一个月低点, 亚洲股​​市 下跌2.1%,自4月以来首次跌破50日移动均线。一些投资者将此视为看跌信号。 比特币价格 跌破 9万美元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情绪。 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欧洲股市的合约均显示,股票价格将进一步下跌。随着投资者规避风险,债券价格上涨,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3个基点至4.11%。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外汇期权交易联席主管托马斯·比罗 表示:“股指一直在紧张地向下移动,而比特币——通常被视为高贝塔系数风险的代表——几乎与这些走势完全同步。 这种相关性给市场情绪增添了另一层压力,因为加密货币的疲软加剧了流动性收紧和避险情绪的担忧。” 这些举动凸显了利率和科技公司盈利方面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 英伟达 周三发布的财报将考验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高估值的信心。随后,市场焦点将转向推迟至周四发布的9月份 就业报告 ,该报告将为投资者提供美联储政策前景的线索。 研究美国股市图表形态的分析师们敲响了警钟 ,他们担心最近的下跌可能会演变成至少 10% 的全面调整。 周一标普500指数遭遇大幅抛售,跌幅扩大至3.2%,此前该指数已于10月28日创下历史新高。该基准指数139个交易日以来首次收于50日移动均线下方,打破了本世纪以来第二长的连续高于这条备受关注的趋势线的纪录。 22V Research技术分析主管约翰·罗克 表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发出了一些“不祥”信号。 他指出,该指数3300多只成分股中,处于52周低点的股票数量多于处于52周高点的股票数量,这表明市场内部疲软,进一步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总体而言,今年对投资者来说是丰收的一年,但随着年底临近,市场情绪明显紧张,” AT Global Markets驻悉尼首席市场分析师 尼克·特威代尔表示 。“随着圣诞节交易期的到来,未来几周市场波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彭博策略师怎么说…… 由于对人工智能过热的担忧,以及投资者对美联储可能将降息25个基点的计划推迟一个月左右的明显震惊,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降。然而,鉴于美国经济很可能保持韧性,且美联储也乐于在经济出现疲软迹象时采取宽松政策,美国和全球股市很可能从目前的低迷状态中反...

如果人工智能泡沫破裂,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同寻常的经济衰退

 经济学人: 如果   美国   股市 崩盘,这将是历史上最受关注的金融崩溃之一。从银行高管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所有人都对美国科技公司过高的估值发出警告。各国央行行长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金融危机;那些在2007-2009年做空次贷危机而声名鹊起的投资者,如今又卷土重来,准备再次进行“大做空”。任何市场波动的迹象,例如近期 纳斯达克 科技股指数的小幅周线下跌,都会引发市场即将崩盘的猜测。 难怪如此。在“七大科技巨头”的推动下, 标普 500指数的周期性调整市盈率已达到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押注于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巨额投资终将获得回报。然而,相关数字令人望而生畏。摩根大通银行估计,到2030年,企业若想在 人工智能资本 支出方面实现10%的预期回报,就需要每年6500亿美元的 人工智能 收入——相当于每位iPhone用户每年支付超过400美元。历史表明,即便新技术最终会改变世界,但如此高的期望往往在初期就会落空。 尽管股市崩盘几乎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其后果。部分原因是,目前股市暴跌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与2000年代末期普遍存在的杠杆和复杂的金融运作助长了次贷危机中债务驱动的房地产泡沫不同,如今 人工智能的 狂热主要由股权融资支撑。此外,近年来实体经济已经证明,它能够很好地抵御从欧洲能源危机到美国关税等各种冲击。 经济衰退正变得越来越罕见 。 然而,认为股市暴跌的影响仅限于投资者的钱包,那就大错特错了。 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其融资就越不透明 。即便没有金融危机,股市的急剧下跌最终也可能使原本韧性十足的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脆弱性的根源在于美国消费者。股票占美国家庭财富的21%,比互联网泡沫鼎盛时期高出约四分之一。过去一年,与 人工智能 相关的资产贡献了美国人财富增长的近一半。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他们也逐渐习惯于减少储蓄,储蓄水平低于新冠疫情爆发前(尽管不及次贷危机时期那么低)。 股市崩盘将逆转这些趋势。 我们计算得出 ,如果股市下跌幅度与互联网泡沫破裂相当,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将减少8%。这可能导致消费支出大幅缩减。根据经验法则,这种回落将相当于 GDP的1.6%——足以将劳动力市场本已疲软的美国推入衰退。对消费者的影响将远远超过 人工智能 投资枯竭 可能带来的影响 ,而这些投资大多...

外国投资者重返中国股市

 FT: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购买量已达到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全球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这个直到最近还被认为“不值得投资”的市场。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一家全球银行业贸易机构)的数据,今年1月至10月,境外资金流入中国股市的总额为506亿美元,高于2024年的114亿美元。 今年以来,受DeepSeek发布突破性模型引发的人工智能热潮以及亚洲金融中心香港一系列强劲上市的推动,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大幅上涨。 在经历了多年的惨淡回报之后,这些增长出现了 。此前,由于对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的担忧加剧, 外国投资者纷纷抛售了他们的股票。 “中国股市目前的估值仍然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但他们却拥有一些科技领域最优秀的公司,”Federated Hermes除日本以外的亚洲股票主管乔纳森·派恩斯表示。“在某些领域,他们是美国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 今年的外资购买额仍低于2021年创下的736亿美元的全年纪录。2021年,中国沪深300指数从新冠疫情的初期冲击中强劲反弹,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标志着外资连续数年下滑后出现逆转。 “两年前,对很多人来说,中国是不值得投资的,”Alpine Macro 的首席新兴市场和中国策略师王岩表示。 北京去年停止发布通过香港追踪中国内地股票投资的每日数据,这使得评估外资流入水平变得更加困难。国际金融协会(IIF)追踪的是外部投资组合负债的变化,并且不包括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花旗银行表示,自美国4月份实施“解放日”关税以来,中国股票的买盘有所增加,不同类型的客户中,买盘比例约为55%,卖盘比例约为45%。 根据 EPFR Global 追踪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共同基金资金流入的数据,今年外国主动型基金经理净卖出中国股票,但被动型基金的资金流入抵消了这一损失。 富达国际亚太区投资指导主管斯图尔特·兰布尔表示,今年中国股市的强劲表现主要得益于散户投资者大量涌入国内市场。 今年以来,中国内地投资者已向香港股市投入1.3万亿港元(168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约占香港交易所成交额的20%。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谨慎态度源于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对私营企业的打压 以及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股市从峰值下跌了近一半。 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丹尼尔·莫里斯表示:“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什么能阻止德国工业的衰落?

 FT: 在德国工程技术引以为傲的核心地带,繁荣不再是理所当然的。 上个月,激光和机床制造商通快(Trumpf)——该国被称为“中型企业”(Mittelstand)的全球成功家族企业的代表——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亏损。 24小时内,其所在地——位于富裕的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迪岑根市宣布将加大财政紧缩力度。当地企业税是该市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自2023年以来已暴跌80%,导致该市未来几年预算将长期处于严重赤字状态。 迪岑根市财政局长帕特里克·迈尔告诉《金融时报》,虽然他预料到会受到冲击,“但我真的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迈尔确信“我们正面临一场结构性危机”。 Trumpf是该镇最大的纳税人,截至 6 月的 12 个月内,其销售额下降了 16%,至 43 亿欧元,原因是订单连续第三年减少。 “目前的情况似乎常常陷入瘫痪,”首席执行官尼古拉·莱宾格-卡穆勒在10月份向记者发布年度业绩报告时表示。 这种悲观的评估反映了德国的国民情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已经连续四年陷入停滞。保时捷咨询公司合伙人德克·菲茨表示,保守派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上任六个月后,“德国工程行业的危机正在迅速加剧”。他还补充说,很明显,此次衰退并非周期性现象,也不会在下一次经济复苏中“自动消失”。 尽管9月份出现部分反弹,但德国工业生产仍维持在2005年的水平。“德国的许多核心经济优势已经变成了弱点,”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全球董事总经理马库斯·贝雷特表示。这些弱点包括难以脱碳的庞大工业基础、在全球化面临威胁之际对出口的高度依赖,以及不得不放弃140年内燃机技术积累的强大汽车工业。 所有这一切都因美国和中国相隔十年做出的两项截然不同的政治决定而加剧:唐纳德·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以及北京十年前决定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高科技工程强国。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对德国出口商造成了沉重打击:今年前九个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 7.4%。 但中国的前景反而更加黯淡,造成了“中国冲击”,如今正在侵蚀全球成功的德国公司的利润。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近二十年里,中国对德国工程产品和汽车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推动了默克尔时代企业利润、就业和经济活动的增长。 然而,法兰克福咨询公司Thin Ice Macroeconomics的创始人斯皮罗斯·安德烈奥普洛斯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在德国擅长的领域正日益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