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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白宫正在克里姆林宫化

纽时:

2004 年,前克里姆林宫新闻中心记者叶莲娜 · 特列古波娃的公寓外发生爆炸,事后她在家附近接受采访。特列古波娃曾对普京总统提出过严厉批评。

她问了太多总统不喜欢的问题。她报道了太多对他政府的批评。因此,没过多久,叶莲娜 · 特列古波娃就被赶出了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克里姆林宫记者团。
这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只是一个小插曲,时过 25 年,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但这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时刻。普京不喜欢挑战。记者团的其他成员领会了这一信息,他们最终变成了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样子:一群顺从的记者,他们知道要守规矩,否则就要付出代价。
特朗普总统的团队决定精心挑选哪些新闻机构可以参加白宫记者团,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提问,或者与他一起乘坐空军一号,这是现代美国两党总统都未曾迈出的一步。白宫表示,拥有这样的采访渠道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它希望为 “新媒体” 机构开放空间,包括那些恰好支持特朗普的媒体。
但是,白宫决定将备受尊敬的美联社拒之门外,作为对其报道的惩罚,此举所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任何记者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被驱逐出报道人员之列。正如特列古波娃后来发现的那样,还有更严厉的惩罚,但至少在莫斯科,她被驱逐只是恶性滑坡的开始。

美国无论如何都不是俄罗斯,任何比较都有可能太过份了。当时俄罗斯几乎没有民主的历史,而美国的制度已经延续了近 250 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 25 年前在俄罗斯做过报道的人来说,特朗普的华盛顿让人想起普京早期的莫斯科。
新闻媒体受到压力。立法者被驯服了。被认为不忠的职业官员将被解雇。由承诺 “报复” 的总统任命的检察官正将目标对准他眼中的对手,并撤销针对他的盟友乃至其他听命于他的人的案件。曾经认为自己是宇宙主宰的亿万富翁们纷纷拜倒在他面前。
法官如果暂时阻止他们认为可能违法的政府决定,就会受到弹劾威胁。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军方拒绝被用作政治工具,现在,军方最高级别的军官和律师已被清洗。这位自称 “国王” 的总统表面上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却在暗示他可能会试图超越宪法的限制继续掌权。
当然,这种做法的某些版本并不新鲜。其他总统也曾采取过看起来很强硬的行动,或者向对手施压。我在白宫的工作可以追溯到 1996 年,在这段经历中,没有哪位总统特别喜欢有关他的新闻报道,当然也有记者因报道而受到惩罚的时候。
2004 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副总统迪克 · 切尼是否可能退出竞选连任的文章后,我们发现自己在空军二号上没有座位了。奥巴马总统的团队曾试图将福克斯新闻排除在向电视台提供的新闻发布会之外,但当其他媒体站出来支持福克斯时,他们只好让步。
但那些相对克制的争端与现在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白宫接管了记者团——一个由 13 名记者、摄影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轮换小组,他们可以近距离接触总统,以便向同事汇报——颠覆了几代人以来报道总统的方式。

这引起了各路媒体的警觉。正如其他电视台支持福克斯反抗奥巴马政府一样,福克斯也支持美联社反抗特朗普政府,其白宫高级记者批评了记者团的接管。当然,现在开创的先例可能会被未来的民主党政府用来对付它不喜欢的媒体。
周三,也就是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 · 莱维特宣布接管的第二天,几十年来白宫记者团的两大支柱——美联社和路透社都被排除在记者团名单之外。保守派媒体 Newsmax 和 The Blaze 受邀取代它们的位置。
其余的电视台得以被保留,彭博社和 NPR 等其他传统机构也留下来了。在一次内阁会议开始时,这个记者团有机会向特朗普和他的亿万富翁赞助人埃隆 · 马斯克提问,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白宫助手称,这证明他们并不打算让特朗普免受审视。
“白宫的新闻访问特权不再由一小撮驻华盛顿记者所霸占,” 莱维特在谈及此次接管时时用上了民粹主义的措辞。“在这张人人趋之若鹜的桌边,所有记者、媒体和声音都应该有一席之地。因此,通过把记者团有限席位的分配变成一个日常性的工作,白宫将把权力交还给美国人民。”
当然,正如福克斯驻白宫高级记者杰基 · 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上所说,此举 “并不是把权力交还给人民,而是把权力交给了白宫”。海因里希是白宫记者协会的董事会成员,该协会历来是决定记者团成员资格的机构。她说,长期以来,该协会一直欢迎新声音。
这一切是在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发生的,特朗普正在从乌克兰转向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最近几天,他将俄罗斯在 2022 年对乌克兰实施全面入侵归咎于乌克兰。他还称该国民选总统 · 泽连斯基是 “未经选举的独裁者”,但没有对俄罗斯或普京提出任何指责。“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特朗普周三谈到普京时说。“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

俄罗斯著名记者叶夫根尼娅 · 阿尔巴茨在 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得不因被捕威胁而逃离自己的国家。她说,过去五周华盛顿的事态发展与普京执政初期的情况非常类似。
“寡头们拍马屁,针对媒体的诉讼,限制哪些媒体可以进入白宫记者团,哪些不应该——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熟悉,” 阿尔巴茨说。
但她强调,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美国仍然是一个拥有重要制衡机制的国家,无论它有多么脆弱。“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她说。“你们有一个独立运作的司法机构,而我们没有。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用莱维特在网上的话说,在特朗普阵营的人看来,这种与普京的莫斯科的比较是 “歇斯底里”,这是一个有权势的左翼精英的夸张类比,只因为总统 “对一个过时的组织进行了非常必要的改变”,他们就感觉自己的特权受到了挑战。
2000 年 3 月,我和妻子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帮助报道普京的首次选举,当时俄罗斯正处于转型期。后来,我们于当年年底回到莫斯科,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工作。叶利钦总统构建并移交给普京的民主制度刚刚萌生不久,存在严重缺陷、腐败不堪,在公众眼中越来越不可信。
经济动荡使数百万俄罗斯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和安全感,这意味着许多人把 “民主” 这个词等同于混乱和盗窃。但在普京掌权的早期,俄罗斯仍然有一个相对开放、充满活力的政治环境,各种观点都可以自由、广泛地表达。

普京认为,恢复秩序需要强硬手段,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巩固权力,建立他的顾问所说的 “有管理的民主”。他不仅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记者团,还利用诉讼手段夺取了一家主要独立电视网的控制权。他从议会中驱逐了倾向西方的政党,取消了州长选举,这样他就可以自己任命州长。
也许最重要的是,普京针对那些在上世纪 90 年代叱咤风云的强大寡头们制定了法律,承诺只要他们不挑战他,就允许他们保留往往来路不正的财富和公司。无视这一命令的人要么被逮捕,要么被驱逐出境,他们的企业也被接管。“我自己控制着所有人,” 上任不久的普京被问及喜欢自己新职位的哪些方面时说。
到 2004 年底我们离开的时候,莫斯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和我们愉快交谈的人都已经不敢回复我们的电话。“现在我一直都有恐惧感,” 一个人当时这样告诉我们。
现在,华盛顿也有同样的寒意。每天都有一些过去可以随意公开反对特朗普的人表示,因为害怕受到影响,他们不会再让记者引用他们的名字,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他们担心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是一个公开的党派斗士,他似乎已经列出了一份敌人名单。他们担心自己的直言不讳可能会伤害为政府工作的家人。他们赌的是如果他们保持低调,也许就会被遗忘。
毕竟,这届政府取消了曾激怒总统的前官员的安保和权限,并解雇了参与调查特朗普或其盟友的人。

华盛顿首席联邦检察官致信国会几名民主党议员,询问他们是否发表了在他看来是在煽动暴力的公开言论。与此同时,那些对特朗普支持者——也就是那些在 2021 年月 6 日真的实施了暴力的人——发起检控的检察官,却遭到他的办公室的清洗。
在俄罗斯,事态最终走上了更加黑暗的道路。特列古波娃后来写了一本揭露真相的书,激怒了克里姆林宫。一天,一枚炸弹在她的公寓外爆炸;后来她逃离了这个国家。此后数年,独立记者被解雇、逮捕、下毒甚至被杀害。其他被视为人民公敌的人也是如此,其中最著名的是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 · 涅姆佐夫和阿列克谢 · 纳瓦尔尼,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的阴影下被枪杀,纳瓦尔尼死于狱中。
再次重申,美国不是俄罗斯。那里的历史令人忧虑,极度复杂。当然,许多俄罗斯记者如今仍宁愿住在华盛顿,也不愿住在莫斯科,他们相信,美国的新闻自由传统和民主理想远比俄罗斯强大。
但是,无论是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领导下,我在华盛顿从事记者工作几十年,从未有过如今的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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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采用新的规则将股票分为成长股和 价值 股两种投资风格之后, 成长股和价值股的分类将迎来彻底的调整。 据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 指数提供商将把无形资产、预期收益和自由现金流纳入考量因素,以判断一家公司的股价是否被低估。 与此同时,12个月的价格动量将不再作为评估公司增长潜力的标准。 新规是在最近一次磋商后制定的,将于 12 月 21 日市场开盘前的年度调整中生效。 这些变化势必会迫使追踪指数的基金调整持仓,以匹配新的成分股。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 詹姆斯·塞法特 估计,至少有3750亿美元的被动型基金与受影响的指数挂钩。 标普的决定源于一场关于传统价值衡量指标是否仍然有效的长期争论。研究人员和基金经理认为,价值股长期低迷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指标存在缺陷,尤其是市净率。此次调整旨在将研发支出和其他内部开发资产纳入考量,因为会计准则通常将这些支出视为费用而非资产负债表资产。批评人士指出,这会使知识产权密集型公司看起来估值过高,并可能导致它们被排除在价值指数之外。 标普并非唯一一家正在考虑调整指数成分股结构的机构。由于科技巨头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富时罗素 正在重新评估其基准指数中成长股和价值股50/50的比例。该咨询期将于12月11日结束。

彭博社:人工智能的巨型资金循环正在像2008年那样吸引外国资金

  如果你想了解当前全球资本流动的趋势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压力点,不妨驱车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劳登县。二十年前,这里曾是全球储蓄过剩引发的房地产繁荣的中心,但这场繁荣最终以惨败告终。而最近,新一波海外资金涌入,推动了数据中心园区的蓬勃发展,满足了小型城市的电力需求。 劳登县乃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不禁质疑,人工智能的繁荣是否像 2007-08 年次贷危机那样,以同样不稳定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如果承诺的利润迟迟未能实现,将会发生什么。 劳登县曾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以弥补上一代人因房产税收入锐减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将次贷危机与当今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进行比较,是因为两者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中国和日本等盈余储蓄国与美国等赤字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回升至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并接近 150年来的最高点 ,而这一水平往往预示着过去的动荡。 这种失衡的核心在于一些我们熟悉的庞然大物。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创造了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则令债券市场动荡不安。在此之上,还叠加着一种新的、潜在风险更大的动态: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高端芯片的巨大需求,并在韩国和台湾等芯片生产地催生了新的储蓄池,这些资金正流入美国科技公司,为其9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建设提供资金。 资本的循环流动推高了美国国债和主权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增加了偿债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它将人工智能泡沫破裂的风险从硅谷扩散到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投资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超级大国竞争加剧、联盟关系紧张的世界,这使得危机发生时合作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我们并不处于安全状态,”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比阿特丽斯·韦德·迪·毛罗说道 。去年,法国爱丽舍宫致电该中心,要求其就今年夏天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全球失衡状况提交一份报告。 她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是颠覆性技术革命、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碰撞的结果。她还认为风险正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因为风险敞口蔓延至全球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少数受益于人工智能繁荣的“科技国家”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过高,以至于她将其比作“荷兰病”,这种疾病通常与过度依赖资源而导致经济扭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位于弗吉尼亚州奥尔迪的微软和亚马逊网络服务数据中心。摄影:Lexi C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