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尔·查伊卡（Kyle Chayka）
发布时间：2025年2月26日
来源：《纽约客》
当一群顶级硅谷高管——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今年1月的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上齐聚支持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一种基于企业利益的联盟。这些超级富豪首席执行官们站出来支持一位同为大亨的总统，或许期待着一个放松管制、减税和反“觉醒”文化转变的时代。然而，历史学家贾尼斯·米穆拉（Janis Mimura）看到了更不祥的迹象：一种新的、主动的工业与政府权力结合，政府将以牺牲自由规范为代价推动激进的产业政策。在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中，一群硅谷领袖正以一种方式渗透政治，这让人联想到米穆拉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那些在二战前夺取政治权力并将日本推向战争的精英官僚。“这些是具有技术思维和背景的专家，通常是工程师，现在在政府中扮演特殊角色，”米穆拉告诉我。她在2011年的著作《帝国规划》（Planning for Empire）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技术法西斯主义”（techno-fascism）：由技术官僚驱动的威权主义。技术“是这种体制的驱动力，”米穆拉说，“政府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种技术化。”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了中国东北的满洲，该地区成为技术法西斯主义的试验场。日本商务省官僚岸信介（Nobusuke Kishi）于1936年被任命领导满洲的工业计划，他与被称为“财阀”（zaibatsu）的新一代日本企业合作，通过剥削当地人口实施了强制性工业发展政策。1939年，岸信介带着在满洲工作过的其他日本技术官僚回到日本政坛，继续推行类似的国家主导工业化策略，牺牲私人利益和劳工权利。这种法西斯体制与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模式不同，权力并非集中于单一魅力领袖手中，尽管岸信介曾在20世纪20年代访问德国，当时纳粹运动正在扩张，他从德国的工业化中汲取了灵感用于满洲项目。米穆拉说，日本“某种程度上不知不觉滑向法西斯主义”，官僚们在日本天皇的庇护下幕后行使权力。她解释说，技术法西斯官员“通过创建超部级机构和部门——官僚体系内缺乏问责的分支——获取权力”。如今，埃隆·马斯克的DOGE正是特朗普版本的对应物。
20世纪的美国企业也曾尝试融合国家和工业权力。企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推广了一种被称为“福特主义”（Fordism）的工业组织体系，政府介入经济以保证大规模生产和消费。20世纪30年代，IBM通过其德国子公司与纳粹政府开展业务，将技术用于1933年的人口普查等项目，帮助识别德国的犹太人。正如《卫报》（The Guardian）最近一篇由贝卡·刘易斯（Becca Lewis）撰写的特稿所述，硅谷几十年来一直表现出右翼倾向，拥抱关于成就的厌女和等级观念。记者迈克尔·S·马龙（Michael S. Malone）早在90年代末就警告过新兴的“技术法西斯主义”，当时他指出科技行业中的“IQ偏见”和人们在推动数字革命时“抛弃弱者和受伤者的意愿”。但我们当前的时刻标志着互联网企业家与日常政府运作的新结合。美国的技术法西斯主义不再是硅谷玩弄的哲学抽象概念，如间歇性断食或治疗性使用氯胺酮。它是一个政策项目，其宪法界限正在被测试，因为DOGE——由与马斯克自家企业相关的缺乏经验的工程师组成——在联邦政府中横冲直撞。
马斯克削减了联邦雇员队伍，关闭了挑战他权威的机构，并利用人工智能决定裁减目标，承诺打造一个由聊天机器人（如他自己AI公司xAI的Grok）执行的政府。DOGE获得了美国人的私人数据，并开发了工具可一次性向整个联邦政府发送电子邮件，这一数字扩音器最近被马斯克用来要求员工提交每周成就清单。正如米穆拉所说，“你试图将技术概念和理性应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然后你就进入了某种近乎极权的东西。”技术法西斯主义的投机行为不仅限于马斯克；人们可以感受到其他科技企业家和投资者渴望利用特朗普主义与硅谷资本主义的联盟，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设施。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已与特朗普政府达成自己的交易，包括备受炒作的价值可能达50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Stargate。苹果公司最近宣布未来四年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包括在德克萨斯州开始建造AI服务器的计划。这些宏大的计划尽管模糊，却传递出一种合作精神。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赞许地发帖称，苹果的计划显示出“对我们所做之事的信心”。华盛顿大学的地理学家艾琳·麦克罗伊（Erin McElroy），研究硅谷现象，将这种现象称为“硅谷化”（siliconization），描述了旧金山或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等地如何被硅谷的形象和意识形态重塑，许多西方科技公司将IT服务外包至此。她认为，华盛顿当前“硅谷化”的最初迹象可以部分追溯到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将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政府沟通的媒介。一时间，数字平台似乎支持民主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扩音器；但十年后，技术似乎正在取代政府的既定权威。“国家正面临危机，”麦克罗伊说，硅谷可能“试图侵蚀国家权力”，以更快地取而代之。
硅谷的前提是其创始人和工程师比任何人都更聪明：他们在传播信息、设计办公室、开发卫星和推进太空旅行方面都能做得更好。按同样逻辑，他们一定也能比政客和联邦雇员更好地治理。硅谷流行的概念如“海上定居”（seasteading）和“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s）设想了基于技术原则运行的独立、自给自足的社会。此类实体的创建努力要么失败，要么仅限于品牌建设领域，如初创公司Praxis，一个在地中海上建立技术驱动新城的假设计划。然而，在新的特朗普白宫下，美国政府被当作实验对象，麦克罗伊说。“现在马斯克掌控国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像以前那样需要那些海上小泡沫。”
这种技术化社会的愿景与驱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民粹主义决裂。MAGA反动派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往往对技术进步持怀疑态度；正如记者詹姆斯·波格（James Pogue）解释，他们的目标是恢复一种“被认为在几十年全球化技术官僚统治后失去的美国文化”。班农谴责硅谷的意识形态为“技术封建主义”，并对马斯克宣战。他认为这反人类，将美国公民变成“数字农奴”，其自由受科技公司限制。在《纽约时报》的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1月采访时，班农说：“他们必须被阻止。如果我们不阻止它，现在不阻止，它将不仅摧毁这个国家，还将摧毁世界。”MAGA右派希望恢复过去（或他们想象中的过去），而科技右派则希望，如马克·扎克伯格所说，打破现状。在那次时报采访中，班农称马斯克为“顶级加速主义者之一”，指的是另一种受技术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将混乱视为必然。
加速主义在过去十年由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推广，他是所谓新反动派或“黑暗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包括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一位前程序员和博客作者，其关于美国君主制的提议在特朗普2.0期间重新受到关注。查普曼大学研究加速主义的政治学教授安德里亚·莫尔（Andrea Molle）告诉我，加速主义的态度是：“崩溃无论如何都会到来——让我们撕下创可贴。”加速主义源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即如果资本主义的矛盾被充分放大，将激发无产阶级革命，催生更平等的社会。但莫尔指出，他称为马斯克式的“技术加速主义”有着不同的目标：摧毁现有秩序，建立一个技术化、等级化的新秩序，工程师居于顶端。马斯克“必须彻底打破任何预先存在的政府架构，以强加自己的架构，”莫尔说。他补充说，被马斯克彻底改造的政府可能有点像运行特斯拉的无线系统，理论上公司可随时更新你的汽车运行方式：“你被允许一些自主权，但他们仍掌控一切，如果方向偏离了预期以最大化效率，他们仍可干预。”
技术法西斯主义对效率的冷血追求很快导致一种异化状态，这对政治光谱的任何一方可能都不具吸引力。如果日本的例子有任何启示，这种技术官僚与右翼政客的合作不太可能永远持续。1940年，日本首相宣布“新秩序运动”，旨在改革政府结构，创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单一政党国家。历史学家米穆拉说：“这有点像现在：一切都需要立刻修复。有点诡异地让人联想到历史对比：这是美国的新秩序。”然而，日本技术官僚的权力开始衰退。当国家在战争中表现不佳时，军方推动继续作战，超出了技术官僚认为可行的范围。满洲技术官僚的设计者岸信介于1944年离开政府。尽管如此，米穆拉解释说，这些官僚没有政治选民或政党来让他们为技术法西斯计划负责。当美国寻求重建日本，部分作为对抗苏联在该地区力量的平衡时，岸信介及其同事再次着手工业化国家。作为非民选官员的身份讽刺地意味着他们可以重返政坛而“手上没有血迹”，米穆拉说。1955年，岸信介帮助建立了一个新政党，几年后成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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