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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中心如何日益内地化并逐渐远离西方 - WSJ

 

今年春天,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翊庭 (Bonnie Chan) 进行了一次讲话,当时她身后挂着等待敲响的金锣。她当时赞扬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她是怎么说的。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陈翊庭用普通话发表了讲话。当天有三家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港交所推出新的加密货币基金,这三家公司以 2:1 的投票结果选择了普通话,而不是英语。港交所没有提供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同声传译。

随着红绸包裹的锣槌敲响金锣,交易开始,在场的几个西方人静静地看着。一位记者问,他们听懂陈翊庭讲话的内容了吗?他们都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听懂。

无论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看,北京政府对香港金融业的接管似乎已不可逆转。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企业和外籍人士纷纷撤离,这个世界首屈一指、东西方交汇的投资中心正变得越来越内地化。

在今年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外资银行在五分之一的交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就在两年前,这一比例约为一半。在香港的债务资本市场,中资银行已取代西方银行,成为该市场收入最高的银行。

私人银行家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中国的富一代,而不是过去几十年积累财富的富裕外籍人士。企业招聘人员表示,要想在香港找到工作,会说普通话至关重要。

港交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活动和上市仪式上,会尽可能采用双语形式,并根据具体发行方的喜好进行调整。他还说,3 月份就任行政总裁的陈翊庭经常用英语发表讲话。

从港交所步行一小段路,有一家名为 The Iron Fairies 的鸡尾酒吧,上述转变在这里感觉很明显。多年来,这家酒吧一直是西方银行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经营这家酒吧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Sandeep Sekhri 说,现在,来这里消费的主要是内地顾客,他们更喜欢买一瓶瓶的威士忌和龙舌兰酒,而不是单杯酒水。今年年初,酒吧的驻场爵士乐队学会了几首普通话歌曲,包括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首国语流行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高盛 (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和瑞银(UBS) 等投行曾经能从香港赚得巨额佣金收入,随着此类收入大幅下降,这些银行已在亚洲各地的投行部门进行了多轮裁员。据资本市场律师称,一些全球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也效仿银行裁员,因其难以与中国同行竞争,后者通常收费较低。

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意味着西方金融机构需要制定新的中国业务战略。许多西方金融机构已将业务重点从投行转向财富管理,希望仍能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另一些金融机构则将资源转移到了印度和中东地区。

本就紧张的美中关系将再次受到冲击。当选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已扬言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60% 或更高的关税,若果真如此,可能会推动企业进一步将自身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进而冲击中国经济增长。

特朗普提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 · 卢比奥 (Marco Rubio) 担任国务卿,并邀请众议员迈克 · 华尔兹 (Mike Waltz) 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卢比奥和华尔兹对华都持强硬态度,并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去年高盛、摩根大通 (JPMorgan) 和摩根士丹利在亚洲地区(日本除外)的投行收入降至至少 201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 2022 年前后以来,包括中信证券 (Citic Securities) 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在内的中资银行已成为该地区收入最高的银行。

跨国银行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例如财富管理和证券交易的佣金收入,但这些银行没有细分在亚洲的收入构成。从全球范围来看,其他来源的佣金在跨国银行总收入中占很大比重。

华尔街高管纷纷表示,他们致力于在中国开展业务。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 · 戴蒙 (Jamie Dimon) 5 月份访问了香港,庆祝该行香港业务成立 100 周年,他呼吁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并表示,中国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路线,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军事实力和内部发展。

许多西方银行界人士和投资者私下里对交易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可能会削弱香港的多样性,导致透明度降低,对高风险金融行为的审视减少。

中国银行业往往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中国内地过度膨胀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资金,其中一些平台现在面临违约风险。在这些高风险贷款出现问题后,许多中资银行已经收紧了标准。

一位来自西方国家的某华尔街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主管表示,他现在在香港感觉被孤立,这里说普通话的人很多,来自中资银行的竞争也很激烈。

“这仍然是一座世界一流城市,” 他说。“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称它为国际都市了。”

中国企业高管们认为这种说法很荒谬,他们很多人更喜欢中资银行,他们说,尽管中资银行在其他地方的业务规模较小,但对他们更好,收费更低,而且在中国内地的网络更广。中国人如果想在中国内地以外发行或投资股票和债券,香港仍然至关重要,他们说,他们不需要西方银行家充当看门人。

一位正在处理一笔小规模私募债交易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高管称,一些西方银行因为看衰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拒绝了他们的业务。这位高管说,一家中资银行则安排了多名高层负责人和大约 20 名副手。

“中资银行不一样,” 他说。“如果价格合适,他们就会做。”

香港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关于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进驻香港,香港正变得越来越不国际化,越来越像中国内地城市的说法,完全不实。

他说,香港仍然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 9 月份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中,香港再次与纽约和伦敦一起被评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他还说,一些跨国银行最近宣布了在香港扩张的计划,香港也在继续吸引海外资本,比如加深与中东投资者和市场的联系。

“守门人” 换了

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迄今已有 56 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其中 79% 的公司没有聘请任何外资银行担任主要保荐人。金融数据提供商万得 (Wind) 汇编的数据显示,2022 年和 2021 年这一比例约为 50%。

官方数据显示,2022 年,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中国内地企业数量至少 30 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企业。2023 年,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内地公司在香港股市的主导地位也得到了巩固,截至 10 月底,中国内地企业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 80%,而 10 年前这一比例为 60%。

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帮助香港抵消疫情以及西方高管离开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香港住宅租金价格已在很大程度上回升至疫情前水平。

但鉴于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市场情绪已不如以前那么高涨。香港摩天大楼的租金价格仍低于疫情前水平,这为想要入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

一家中国财富管理公司最近扩大了其办公室规模,在其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办公楼里又租了一层。该公司一位高管表示,总租金低于其 2019 年为原有租赁空间支付的租金。

Sevva 是一家可以俯瞰汇丰 (HSBC)香港办事处的酒吧,此前常有西方银行家光顾,该酒吧在经营 16 年后于今年 4 月关闭。杨国福 (Yang Guo Fu) 麻辣烫等中国内地连锁餐饮品牌纷纷开设了门店。

鉴于中国的经济困境,香港的这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交易市场低迷的现实。2023 年,香港交易所新股上市总量降至 20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近几个月,在中国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 (Midea Group) 的 40 亿美元上市交易提振了银行家和投资者乐观情绪后,该市场势头有所回升。

即便如此,这种转变似乎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

香港于 1842 年被中国清朝割让给英国,此后一百多年里一直是外国投资者从中国市场分一杯羹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后。通过帮助中国企业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债券以及收购欧美企业,西方银行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这种繁荣仍在继续。上世纪 90 年代初和本世纪头十年初,松久信幸 (Nobu Matsuhisa)、杜卡斯(Alain Ducasse) 等名厨纷纷在香港开设餐厅。位于香港中环的狭窄街道兰桂坊已从昔日遍布花店的安静小巷,变成了亚洲最热闹的外国人聚集的酒吧区之一。

那个时代在 2019 年开始走向终结,~~~~。

如今,香港仍然保有使其成为重要金融中心的诸多优势,包括不同于中国内地的与美元挂钩的自由交易货币、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往往比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有效的普通法体系。

外国银行擅长帮助快速增长的中国大型企业与全球投资者(尤其是欧美投资者)建立联系,但这对在香港的许多中国客户来说已不再是优先事项。银行家们表示,交易规模越来越小,与吸引全球投资者相比,企业现在更关心以低成本筹集资金。

约瑟夫 · 加拉格尔 (Joseph Gallagher) 说:“香港已从泛亚投资银行中心转变为中国投资银行中心。现在的香港市场实际上只是一个中国市场。”他 40 年投资银行业务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香港度过的,直到 2022 年底一直担任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亚太投资银行委员会主席。

近年来,香港大多数银行家只做与中国相关的交易。加拉格尔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亚洲市场现在有理由在当地开展自己的业务,同时中国业务的增长需要庞大而专业的银行团队。

在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际,相较西方金融机构,在香港的内地银行更了解中国日益盛行的业务类型。

2023 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将资金引向半导体等政府优先事项,以及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失去兴趣,中国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扮演起香港 IPO 投资者的角色。

中国内地银行也更愿意参与主要涉及 “亲朋好友” 投资者的交易,这些投资者通常是由上市公司自己安排的,而不是由担任承销商的银行安排的。

跨国银行通常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限制了它们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和监督交易的能力。据知情人士透露,包括高盛在内的华尔街银行自 2023 年以来已经退出了几笔交易,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银行家给外国银行执着于寻找独立投资者而不去优先考虑交易是不是能完成的态度起了个绰号,叫 “道德洁癖”。

近年来,中资银行利用其规模更大的资产负债表,继续为中国经济中风险较高的领域提供融资,包括复杂的国有投资工具,这些工具被城市用于建设高速公路、旅游景点和其他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如今在中国负债累累的地区却很少得到利用。一些西方金融机构放弃了此类交易,认为这些交易风险太大,而且不透明。

如今,这些债务中有多达 8,000 亿美元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上周,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了一项 1.4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帮助减轻地方政府的表外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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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6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财政部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严格执行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民生保障更加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四五”圆满收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一)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受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物价低位运行、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应收尽收,加强财政支出管理、能省则省,基本完成年初预算。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044.88亿元,为预算的98.3%,比2024年下降1.7%。其中,税收收入176363.23亿元,增长0.8%;非税收入39681.65亿元,下降11.3%,主要是上年一次性安排中央单位上缴专项收益抬高基数。加上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15753.78亿元,收入总量为231798.66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7395.42亿元,完成预算的96.8%,增长1%,主要是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以及部分据实结算支出低于年初预计等。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3.24亿元,支出总量为288398.66亿元。收支总量相抵,赤字56600亿元,与预算持平。 2.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962.62亿元,为预算的...

调查数据 |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中下旬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从当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 根据《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资产分布分化明显;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 金融资产。 第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为56.5%,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负债最高20%家庭承担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 第三,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我国为17.1%)。 第四,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9.1%,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0.93);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偿债收入比为18.4%,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第五,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城镇居民家庭资 产分化明显,金融资产占比低,房产占比超七 成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 将家庭总资产由低到高分为六组,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0%,其中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 第二,区域间的家庭资产分布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资产...

大西洋刊:川普政府攻击哥伦比亚大学的代价

作者:克里斯托弗·L·艾斯格鲁伯 美国大学为国家带来了繁荣与安全。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学术自由的攻击威胁到了这一切。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群体。这些大学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健康和安全。它们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杰出人才。 特朗普政府最近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攻击使这一切面临风险,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红色恐慌以来对美国大学的最大威胁。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到担忧。 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依赖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两个关键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世纪之初,当时确立了强大的学术自由原则,使人和思想能够依据学术标准而非权势人物、捐助者或政治官员的意愿或利益来评判。1900年,斯坦福大学解雇了经济学教授爱德华·罗斯——他因关于亚洲移民及大学创始人运营的铁路劳工实践等话题的言论引发争议——这一事件催化了一场保护教职员工追求、发表和教授具有争议性思想的权利的运动。同一时期,大学治理发生了重大改革,教授任命的控制权从董事会转移到了校长和教职员工手中。 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二战期间,当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范内瓦尔·布什创建了联邦政府与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现代伙伴关系。布什认识到,通过资助大学研究,美国可以在发现和创新方面引领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大学承担了政府科学计划的很大一部分,每年接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进行使国家更强大、改善公民生活的研究。 这两个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政府与美国大学的成功合作依赖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几十年来,两党总统和立法者大体上都遵守了这一原则。这种自由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促进了知识的自由探索。 强大的联邦资金帮助美国大学成为世界最佳,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大学获得了一个比任何私人捐助者都更强大的公共资助者;它们的预算严重依赖这一单一来源。如果美国政府曾经否定了学术自由原则,它可以通过威胁撤回资金来胁迫大学,除非它们改变课程设置、研究计划和人事决策。 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本月所做的,它在没有依法要求的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取消了对哥伦比亚大学的4亿美元资助。政府告诉哥伦比亚大学,只有在满足各种条件的情况下资金才会恢复,这些条件包括将其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置于“学术接管”之下,并对其学生录取和国际招聘实践进行未具体说明但“全面”的改革。 近期的事件引发了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反犹主义的合理担忧。政府可以在不侵犯学术自由的情况下回应这些担忧。学术自...

揭底数十亿美元 “杀猪盘” 背后的神秘犯罪头目 - WSJ

  今年早些时候,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据信是中国商人、知名黑帮头目尹国驹 (Wan Kuok-koi) 的男子在老挝中部石灰岩峭壁上玩滑翔伞时面带微笑并竖起大拇指。 世界各地的执法官员表示,尹国驹在 “杀猪盘” 这种新型网络诈骗的兴起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尹国驹绰号“崩牙驹”(Broken Tooth),这个绰号来自他十几岁时在澳门发生的一场摩托车事故。 在 “杀猪盘” 骗局中,骗子在网上结识受害者,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说服他们把钱投入虚假的投资。美国官员表示,此类骗局每年给美国人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然而,似乎没有人真的在努力抓捕崩牙驹。 他不断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在亚洲各地旅行。今年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Telegram 和中国新闻网站的一段视频中,崩牙驹在老挝走下飞机,身穿一件印有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集团 (Wagner Group) 标志的 T 恤,与另一名据称是中国犯罪头目的人会面。 崩牙驹的案例表明,全球对网络诈骗的应对措施支离破碎,导致犯罪嫌疑人在 “杀猪盘” 诈骗蔓延之际逍遥法外。崩牙驹曾在澳门因参与有组织犯罪、洗钱和其他罪行被判刑,服刑约 14 年,于 2012 年获释。 美国财政部在 2020 年以腐败为由对崩牙驹实施了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将据称由崩牙驹拥有或控制的三个实体列入了制裁名单,其中包括一家名为东美集团 (Dongmei Group) 的公司,该公司开发了缅甸 “东美园区”(Dongmei Zone) 项目。该园区后来成为最早的诈骗窝点之一。 华盛顿方面还表示,尹国驹拥有或控制着世界洪门历史文化协会 (World Hongmen History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以下简称:洪门协会)。美国当局称,该协会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帮会启发而成立的犯罪网络,在东美园区有势力。 联合国官员和研究人员认为,已有数千人被贩运到东美园区,被迫参与网络诈骗。调查人员表示,人们被以合法工作的承诺引诱到这些园区。在园区内,他们被迫交出护照,并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身份(通常是年轻漂亮的女性)来引诱有钱但孤独的人。 这类骗局之所以被称为 “杀猪盘”,是因为骗子通过建立关系来“养肥” 受害者,然后通过骗取他们的钱财并将其拉黑来“杀猪”。据信已有数千名美国人成为受害者。 至少有四个国家的政府对崩牙驹及其同伙进行了调查,但自他出狱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