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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DeepSeek:一个更极致的中国技术理想主义故事

 

做贡献者,而非搭便车者。

文 | 于丽丽
编辑 | 刘旌

中国的7家大模型创业公司中,DeepSeek(深度求索)最不声不响,但它又总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被人记住。

一年前,这种出其不意源自它背后的量化私募巨头幻方,是大厂外唯一一家储备万张A100芯片的公司,一年后,则来自它才是引发中国大模型价格战的源头。

在被AI连续轰炸的5月,DeepSeek一跃成名。起因是他们发布的一款名为DeepSeek V2的开源模型,提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性价比:推理成本被降到每百万token仅 1块钱,约等于Llama3 70B的七分之一,GPT-4 Turbo的七十分之一。

DeepSeek被迅速冠以“AI界拼多多”之称的同时,字节、腾讯、百度、阿里等大厂也按耐不住,纷纷降价。中国大模型价格战由此一触即发。

弥漫的硝烟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与很多大厂烧钱补贴不同,DeepSeek是有利润的。

这背后,是DeepSeek对模型架构进行了全方位创新。它提出的一种崭新的MLA(一种新的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架构,把显存占用降到了过去最常用的MHA架构的5%-13%,同时,它独创的DeepSeekMoESparse结构,也把计算量降到极致,所有这些最终促成了成本的下降。

在硅谷,DeepSeek被称作“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认为,DeepSeek V2论文“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一篇”。OpenAI前员工Andrew Carr认为论文“充满惊人智慧”,并将其训练设置应用于自己的模型。而OpenAI前政策主管、Anthropic联合创始人Jack Clark认为,DeepSeek“雇佣了一批高深莫测的奇才”,还认为中国制造的大模型,“将和无人机、电动汽车一样,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基本由硅谷牵动故事进展的AI浪潮里,这是罕有的情形。多位行业人士告诉我们,这种强烈的反响源自架构层面的创新,是国产大模型公司乃至全球开源基座大模型都很罕见的尝试。一位AI研究者表示,Attention架构提出多年来,几乎未被成功改过,更遑论大规模验证。“这甚至是一个做决策时就会被掐断的念头,因为大部分人都缺乏信心。”

而另一方面,国产大模型之前很少涉足架构层面的创新,也是因为很少有人主动去击破那样一种成见:美国更擅长从0-1的技术创新,而中国更擅长从1-10的应用创新。何况这种行为非常不划算——新一代模型,过几个月自然有人做出来,中国公司只要跟随、做好应用即可。对模型结构进行创新,意味着没有路径可依,要经历很多失败,时间、经济成本都耗费巨大。

DeepSeek显然是逆行者。在一片认为大模型技术必然趋同,follow是更聪明捷径的喧哗声中,DeepSeek看重“弯路”中积累的价值,并认为中国的大模型创业者除应用创新外,也可以加入到全球技术创新的洪流中。

DeepSeek的很多抉择都与众不同。截至目前,7家中国大模型创业公司中,它是唯一一家放弃“既要又要”路线,至今专注在研究和技术,未做toC应用的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未全面考虑商业化,坚定选择开源路线甚至都没融过资的公司。这些使得它经常被遗忘在牌桌之外,但在另一端,它又经常在社区被用户“自来水”式传播。

DeepSeek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我们为此访谈了甚少露面的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

这位从幻方时代,就在幕后潜心研究技术的80后创始人,在DeepSeek时代,依旧延续着他的低调作风,和所有研究员一样,每天“看论文,写代码,参与小组讨论”。

和很多量化基金创始人都有过海外对冲基金履历,多出身物理、数学等专业不同的是,梁文锋一直是本土背景,早年就读的也是浙江大学电子工程系人工智能方向。

多位行业人士和DeepSeek研究员告诉我们,梁文锋是当下中国AI界非常罕见的“兼具强大的infra工程能力和模型研究能力,又能调动资源”、“既可以从高处做精准判断,又可以在细节上强过一线研究员”的人,他拥有“令人恐怖的学习能力”,同时又“完全不像一个老板,而更像一个极客”。

这是一次尤为难得的访谈。访谈里,这位技术理想主义者,提供了目前中国科技界特别稀缺的一种声音:他是少有的把“是非观”置于“利害观”之前,并提醒我们看到时代惯性,把“原创式创新”提上日程的人。

一年前,DeepSeek刚下场时,我们初次访谈了梁文锋 :《疯狂的幻方:一家隐形AI巨头的大模型之路》 。如果说当时那句「务必要疯狂地怀抱雄心,且还要疯狂地真诚」还是一句美丽的口号,一年过去,它已经在成为一种行动。

以下为对话部分:

价格战第一枪是怎么打响的?

「暗涌」:DeepSeek V2模型发布后,迅速引发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模型价格战,有人说你们是行业的一条鲶鱼。

梁文锋:我们不是有意成为一条鲶鱼,只是不小心成了一条鲶鱼。

「暗涌」:这个结果让你们意外吗?

梁文锋:非常意外。没想到价格让大家这么敏感。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做事,然后核算成本定价。我们的原则是不贴钱,也不赚取暴利。这个价格也是在成本之上稍微有点利润。

「暗涌」:5天后智谱AI就跟进了,之后是字节、阿里、百度、腾讯等大厂。

梁文锋:智谱AI降的是一个入门级产品,和我们同级别的模型仍然收费很贵。字节是真正第一个跟进的。旗舰模型降到和我们一样的价格,然后触发了其它大厂纷纷降价。因为大厂的模型成本比我们高很多,所以我们没想到会有人亏钱做这件事,最后就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烧钱补贴的逻辑。

「暗涌」:外部看来,降价很像在抢用户,互联网时代的价格战通常如此。

梁文锋:抢用户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降价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探索下一代模型的结构中,成本先降下来了,另一方面也觉得无论API,还是AI,都应该是普惠的、人人可以用得起的东西。

「暗涌」:在这之前,大部分中国公司都会直接copy这一代的 Llama结构去做应用,为什么你们会从模型结构切入?

梁文锋:如果目标是做应用,那沿用 Llama结构,短平快上产品也是合理选择。但我们目的地是AGI,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模型结构,在有限资源下,实现更强的模型能力。这是scale up到更大模型所需要做的基础研究之一。除了模型结构,我们还做了大量其他的研究,包括怎么构造数据,如何让模型更像人类等,这都体现在我们发布的模型里。另外,Llama的结构,在训练效率和推理成本上,和国外先进水平估计也已有两代差距。

「暗涌」:这种代差主要来自哪里?

梁文锋:首先训练效率有差距。我们估计,国内最好的水平和国外最好的相比,模型结构和训练动力学上可能有一倍的差距,光这一点我们要消耗两倍的算力才能达到同样效果。另外数据效率上可能也有一倍差距,也就是我们要消耗两倍的训练数据和算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合起来就要多消耗4倍算力。我们要做的,正是不停地去缩小这些差距。

「暗涌」:大部分中国公司都选择既要模型又要应用,为什么DeepSeek目前选择只做研究探索?

梁文锋: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参与到全球创新的浪潮里去。过去很多年,中国公司习惯了别人做技术创新,我们拿过来做应用变现,但这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这一波浪潮里,我们的出发点,就不是趁机赚一笔,而是走到技术的前沿,去推动整个生态发展。

「暗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留给大部分人的惯性认知是,美国擅长搞技术创新,中国更擅长做应用。

梁文锋: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也要逐步成为贡献者,而不是一直搭便车。过去三十多年IT浪潮里,我们基本没有参与到真正的技术创新里。我们已经习惯摩尔定律从天而降,躺在家里18个月就会出来更好的硬件和软件。Scaling Law也在被如此对待。

但其实,这是西方主导的技术社区一代代孜孜不倦创造出来的,只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参与这个过程,以至于忽视了它的存在。

真正的差距不是一年或两年,而是原创和模仿之差

「暗涌」:为什么DeepSeek V2会让硅谷的很多人惊讶?

梁文锋:在美国每天发生的大量创新里,这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他们之所以惊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公司,在以创新贡献者的身份,加入到他们游戏里去。毕竟大部分中国公司习惯follow,而不是创新。

「暗涌」:但这种选择放在中国语境里,也过于奢侈。大模型是一个重投入游戏,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资本只去研究创新,而不是先考虑商业化。

梁文锋:创新的成本肯定不低,过去那种拿来主义的惯性也和过去的国情有关。但现在,你看无论中国的经济体量,还是字节、腾讯这些大厂的利润,放在全球都不低。我们创新缺的肯定不是资本,而是缺乏信心以及不知道怎么组织高密度的人才实现有效的创新。

「暗涌」:为什么中国公司——包括不缺钱的大厂,这么容易把快速商业化当第一要义?

梁文锋:过去三十年,我们都只强调赚钱,对创新是忽视的。创新不完全是商业驱动的,还需要好奇心和创造欲。我们只是被过去那种惯性束缚了,但它也是阶段性的。

「暗涌」:但你们究竟是一个商业组织,而非一个公益科研机构,选择创新,又通过开源分享出去,那要在哪里形成护城河?像5月这次MLA架构的创新,也会很快被其他家copy吧?

梁文锋:在颠覆性的技术面前,闭源形成的护城河是短暂的。即使OpenAI闭源,也无法阻止被别人赶超。所以我们把价值沉淀在团队上,我们的同事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积累很多know-how,形成可以创新的组织和文化,就是我们的护城河。

开源,发论文,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对于技术人员来说,被follow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其实,开源更像一个文化行为,而非商业行为。给予其实是一种额外的荣誉。一个公司这么做也会有文化的吸引力。

「暗涌」:你怎么看类似朱啸虎的这种市场信仰派观点?

梁文锋:朱啸虎是自洽的,但他的打法更适合快速赚钱的公司,而你看美国最赚钱的公司,都是厚积薄发的高科技公司。

「暗涌」:但做大模型,单纯的技术领先也很难形成绝对优势,你们赌的那个更大的东西是什么?

梁文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AI不可能永远处在跟随的位置。我们经常说中国AI和美国有一两年差距,但真实的gap是原创和模仿之差。如果这个不改变,中国永远只能是追随者,所以有些探索也是逃不掉的。

英伟达的领先,不只是一个公司的努力,而是整个西方技术社区和产业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能看到下一代的技术趋势,手里有路线图。中国AI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生态。很多国产芯片发展不起来,也是因为缺乏配套的技术社区,只有第二手消息,所以中国必然需要有人站到技术的前沿。

更多的投入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创新

「暗涌」:现在的DeepSeek有一种OpenAI早期的理想主义气质,也是开源的。后边你们会选择闭源吗?OpenAI和Mistral都有过从开源到闭源的过程。

梁文锋:我们不会闭源。我们认为先有一个强大的技术生态更重要。

「暗涌」:你们有融资计划吗?看有媒体报道,幻方对DeepSeek有独立拆分上市的计划,硅谷的AI创业公司,最终也都难免要和大厂绑定。

梁文锋:短期内没有融资计划,我们面临的问题从来不是钱,而是高端芯片被禁运。

「暗涌」:很多人认为,做AGI和做量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量化可以闷声去做,但AGI可能更需要高举高打,需要结盟,这样可以让你的投入变大。

梁文锋:更多的投入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创新。否则大厂可以把所有的创新包揽了。

「暗涌」:你们现在不做应用,是因为你们没有运营的基因吗?

梁文锋:我们认为当前阶段是技术创新的爆发期,而不是应用的爆发期。长远来说,我们希望形成一种生态,就是业界直接使用我们的技术和产出,我们只负责基础模型和前沿的创新,然后其它公司在DeepSeek 的基础上构建toB、toC的业务。如果能形成完整的产业上下游,我们就没必要自己做应用。当然,如果需要,我们做应用也没障碍,但研究和技术创新永远是我们第一优先级。

「暗涌」:但选择API的话,为什么选择DeepSeek,而不是大厂?

梁文锋: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大模型需要持续创新,大厂有它的能力边界,并不一定适合。

「暗涌」:但技术真的可以拉开差距吗?你也说过并不存在绝对的技术秘密。

梁文锋:技术没有秘密,但重置需要时间和成本。英伟达的显卡,理论上没有任何技术秘密,很容易复制,但重新组织团队以及追赶下一代技术都需要时间,所以实际的护城河还是很宽。

「暗涌」:你们降价后,字节率先跟进,说明他们还是感受到某种威胁。你怎么看创业公司与大厂竞争的新解法?

梁文锋:说实话我们不太care这件事,只是顺便做了这件事。提供云服务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的目标还是去实现AGI。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新解法,但大厂也没有明显占优。大厂有现成的用户,但它的现金流业务也是它的包袱,也会让它成为随时被颠覆的对象。

「暗涌」:你怎么看DeepSeek之外的6家大模型创业公司的终局?

梁文锋:可能活下来2到3家。现在都还处在烧钱阶段,所以那些自我定位清晰、更能精细化运营的,更有机会活下来。其它公司可能会脱胎换骨。有价值的东西不会烟消云散,但会换一种方式。

「暗涌」:幻方时代,面对竞争的姿态就被评价为“我行我素”,很少在意横向比较。关于竞争,你思考的原点是什么?

梁文锋:我经常思考的是,一个东西能不能让社会的运行效率变高,以及你能否在它的产业分工链条上找到擅长的位置。只要终局是让社会效率更高,就是成立的。中间很多都是阶段性的,过度关注必然眼花缭乱。

一群做“高深莫测”事的年轻人

「暗涌」:OpenAI前政策主管、Anthropic联合创始人Jack Clark认为DeepSeek雇佣了“一批高深莫测的奇才”,做出DeepSeek v2的是怎样一群人?

梁文锋: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奇才,都是一些Top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没毕业的博四、博五实习生,还有一些毕业才几年的年轻人。

「暗涌」:很多大模型公司都执着地去海外挖人,很多人觉得这个领域前50名的顶尖人才可能都不在中国的公司,你们的人都来自哪里?

梁文锋:V2模型没有海外回来的人,都是本土的。前50名顶尖人才可能不在中国,但也许我们能自己打造这样的人。

「暗涌」:这次MLA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听说idea最早来自一个年轻研究员的个人兴趣?

梁文锋:在总结出Attention架构的一些主流变迁规律后,他突发奇想去设计一个替代方案。不过从想法到落地,中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为此组了一个team,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跑通。

「暗涌」:这种发散性灵感的诞生和你们完全创新型组织的架构很有关系。幻方时代,你们就很少自上而下地指派目标或任务。但AGI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沿探索,是否多了管理动作?

梁文锋:DeepSeek也全是自下而上。而且我们一般不前置分工,而是自然分工。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都是自带想法的,不需要push他。探索过程中,他遇到问题,自己就会拉人讨论。不过当一个idea显示出潜力,我们也会自上而下地去调配资源。

「暗涌」:听说DeepSeek对于卡和人的调集非常灵活。

梁文锋:我们每个人对于卡和人的调动是不设上限的。如果有想法,每个人随时可以调用训练集群的卡无需审批。同时因为不存在层级和跨部门,也可以灵活调用所有人,只要对方也有兴趣。

「暗涌」:一种松散的管理方式也取决于你们筛选到了一批强热爱驱动的人。听说你们很擅长从细节招人, 可以让一些非传统评价指标里优秀的人被选出来。

梁文锋:我们选人的标准一直都是热爱和好奇心,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些奇特的经历,很有意思。很多人对做研究的渴望,远超对钱的在意。

「暗涌」: transformer诞生在谷歌的AI Lab,ChatGPT诞生在OpenAI,你觉得大公司的AILab 和一个创业公司对于创新产生的价值有什么不同?

梁文锋:不管是Google实验室,还是OpenAI,甚至中国大厂的AI Lab,都很有价值的。最后是OpenAI做出来,也有历史的偶然性。

「暗涌」:创新很大程度也是一种偶然吗?我看你们办公区中间那排会议室左右两侧都设置了可以随意推开的门。你们同事说,这就是给偶然留出空隙。transfomer诞生中就发生过那种偶然经过的人听到后加入,最终把它变成一个通用框架的故事。

梁文锋:我觉得创新首先是一个信念问题。为什么硅谷那么有创新精神?首先是敢。Chatgpt出来时,整个国内对做前沿创新都缺乏信心,从投资人到大厂,都觉得差距太大了,还是做应用吧。但创新首先需要自信。这种信心通常在年轻人身上更明显。

「暗涌」:但你们不参与融资,很少对外发声,社会声量上肯定不如那些融资活跃的公司,怎么确保DeepSeek就是做大模型的人的首选?

梁文锋:因为我们在做最难的事。对顶级人才吸引最大的,肯定是去解决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其实,顶尖人才在中国是被低估的。因为整个社会层面的硬核创新太少了,使得他们没有机会被识别出来。我们在做最难的事,对他们就是有吸引力的。

「暗涌」:前一段OpenAI的发布并没有等来GPT5,很多人觉得这是技术曲线明显在放缓,也很多人开始质疑Scaling Law,你们怎么看?

梁文锋:我们偏乐观,整个行业看起来都符合预期。OpenAI也不是神,不可能一直冲在前面。

「暗涌」:你觉得AGI还要多久实现,发布DeepSeek V2前,你们发布过代码生成和数学的模型,也从dense模型切换到了MOE,所以你们的AGI路线图有哪些坐标?

梁文锋:可能是2年、5年或者10年,总之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至于路线图,即使在我们公司内部,也没有统一意见。但我们确实押注了三个方向。一是数学和代码,二是多模态,三是自然语言本身。数学和代码是AGI天然的试验场,有点像围棋,是一个封闭的、可验证的系统,有可能通过自我学习就能实现很高的智能。另一方面,可能多模态、参与到人类的真实世界里学习,对AGI也是必要的。我们对一切可能性都保持开放。

「暗涌」:你觉得大模型终局是什么样态?

梁文锋:会有专门公司提供基础模型和基础服务,会有很长链条的专业分工。更多人在之上去满足整个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所有的套路都是上一代的产物

「暗涌」:过去这一年,中国的大模型创业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比如去年开头还很活跃的王慧文中场退出了,后来加入的公司也开始呈现出差异化。

梁文锋:王慧文自己承担了所有的损失,让其他人全身而退。他做了一个对自己最不利,但对大家都好的选择,所以他做人是很厚道的,这点我很佩服。

「暗涌」:现在你的精力最多放在哪里?

梁文锋:主要的精力在研究下一代的大模型。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

「暗涌」:其他几家大模型创业公司都是坚持既要又要,毕竟技术不会带来永久领先,抓住时间窗口把技术优势落到产品也很重要,DeepSeek敢于专注在模型研究上是因为模型能力还不够吗?

梁文锋:所有的套路都是上一代的产物,未来不一定成立。拿互联网的商业逻辑去讨论未来AI的盈利模式,就像马化腾创业时,你去讨论通用电气和可口可乐一样。很可能是一种刻舟求剑。

「暗涌」:过去幻方就有很强的技术和创新基因,成长也比较顺利,这是你偏乐观的原因吗?

梁文锋:幻方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对技术驱动型创新的信心,但也不都是坦途。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外部看到的是幻方2015年后的部分,但其实我们做了16年。

「暗涌」:回到关于原创式创新的话题。现在经济开始进入下行,资本也进入冷周期,所以它对原创式创新是否会带来更多抑制?

梁文锋:我倒觉得未必。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会更依赖硬核技术的创新。当很多人发现过去赚快钱很可能来自时代运气,就会更愿意俯身去做真正的创新。

「暗涌」:所以你对这件事也是乐观的?

梁文锋:我是八十年代在广东一个五线城市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九十年代,广东赚钱机会很多,当时有不少家长到我家里来,基本就是家长觉得读书没用。但现在回去看,观念都变了。因为钱不好赚了,连开出租车的机会可能都没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变了。

以后硬核创新会越来越多。现在可能还不容易被理解,是因为整个社会群体需要被事实教育。当这个社会让硬核创新的人功成名就,群体性想法就会改变。我们只是还需要一堆事实和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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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阿诺德·汤因比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集尼尔·弗格森、贾雷德·戴蒙德和西蒙·沙玛于一身。1947年3月,《时代》杂志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称他的多卷本著作《历史研究》是“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来英国最具争议的历史理论著作”。这部杰作的精简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首,仅在美国就售出30万册,正如一位羡慕不已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其盈利能力堪比威士忌”。 汤因比的声望最终黯淡下来。像彼得·盖尔和休·特雷弗-罗珀这样的专业历史学家认为,他将文明史归纳为庞大的预设模式,违反了历史学的规则。“这很精彩,”盖尔总结道,“但这并非历史。”特雷弗-罗珀怒斥这本书“不真实、不合逻辑且教条”,但他同时又称其“令人憎恶”,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自诩的专业客观性。 汤因比继续创作他的伟大著作,于1961年出版了第十二卷也是最后一卷《重新思考》,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他在西方几乎已被遗忘。 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汤因比正经历着又一个“1947时刻” 。一支庞大的学术团队正在将他这部三百万字的巨著翻译成中文。不仅来自智库,也来自中共中央学校的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都将汤因比视为他们最敬佩的西方历史学家。 这种复兴有其中国特有的原因。汤因比是最早预言中国将取代西方成为全球文明中心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在他的《中国史》中,他反复强调两点:中国文明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以及其同样无与伦比的吸收外来思想并赋予其独特中国风味的能力。(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但更现代的例子则是资本主义。) 这种观点正合中共的心意。它不仅让西方在中共看来处于应有的地位:几百年的西方全球霸权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中国有权掌控更广阔的中华文明版图,而台湾正是这一版图的起点。 但汤因比复兴运动的意义仅仅在于此吗?它仅仅是中共实现其野心的工具吗?还是中国人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意识到欧洲最后一位伟大的通史学家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更为普遍的启示?我赞成将汤因比的复兴运动推广到更广泛的层面。 汤因比绝非泛泛的学院派学者。他生于1889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值维多利亚时代风起云涌之际。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1911年毕业后便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然而,他却放弃了安逸的终身教职生活,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他加入外交部情报部门,广泛游历于分崩离析的欧洲,做过各种零工,...

CEO发出“赌场”警告后,芯片抛售引发韩国股市7%暴跌

 全球半导体股票下跌加剧,导致韩国芯片股为主的股指下跌7%,原因是人们对人工智能过热和中国竞争的担忧加剧。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股价周二均下跌超过8%,拖累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中国科技股指数一度下跌3.6%,随后跌幅收窄;日本闪存公司铠侠控股的股价下跌超过12%。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股价隔夜也大幅下挫。 博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将市场情绪比作赌场,并警告称融资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关键问题,这加剧了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交易的担忧。英特尔和博通的首席执行官也警告称,资金短缺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瓶颈。这进一步削弱了人工智能股票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高利率也开始对大规模债务融资交易造成冲击,并威胁到曾经炙手可热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Eugene Asset Management 首席投资官Ha SeokKeun表示:“韩国芯片制造商的估值和股价似乎受到上行周期能否持续到 2028 年及以后的不确定性影响。” 韩国股市遭受重创,投资者对中国CXMT公司公布其在三星、SK海力士正在研发的芯片架构上取得“关键进展”的消息做出反应。消息称,CXMT公司在一种新的存储器架构上取得了进展,而三星和SK海力士也在研发该架构。首尔证券交易所自8月以来首次短暂暂停了KOSPI项目交易。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目前较6月份创下的历史高点下跌了三分之一,并已跌破200日移动均线。外国投资者加速撤离,10月份净卖出超过63亿美元的KOSPI股票。 据《南华早报》周一报道,CXMT计划在2026年底前推出一款新的服务器内存产品,该产品将实现更高的存储密度。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芯片制造商快速发展的担忧,而这种快速发展已经令今年的全球竞争对手感到不安。 “三星强劲的盈利表现被人们对CXMT未来竞争以及人工智能投入可持续性的担忧所掩盖,”斐波那契资产管理全球首席执行官郑仁云表示。“这些担忧可能会影响市场情绪,但CXMT仍需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具有商业竞争力的规模化生产。” 上周,英伟达公司支持的数据中心公司 Firmus Grid Ltd. 的上市计划宣告失败,人们对人工智能繁荣能否持续的担忧继续给行业股票带来压力。 博通首席执行官陈福强表示,融资问题可能比芯片短缺更严重,博通首席执行官们警告称,资金短缺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瓶颈。这位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负责人在新加坡的一...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2026年1月3日)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四五”时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明显进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快补上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一、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一)稳定发展粮油生产。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实施粮食流通提质增效项目,促进适销对路、优质优价。巩固提升大豆产能,做好产销衔接...

诺贝尔经济学奖颂扬个人力量

  自由市场那只神秘莫测、撼动人心的“看不见的手”或许确实在操控着全球经济,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体现在我们每天的决定中:带家人外出就餐、挥霍一把买新车,或是为不时之需存钱。理解这种权力,有助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正是这些理念,使得 斯坦福大学的 罗伯特·霍尔和 哥伦比亚大学的 迈克尔·伍德福德荣获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 表示,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 微观基础如何带来宏观洞见”。 正如颁奖词所述,“只有通过研究个体行为者的行为并将其综合起来,才能理解宏观经济现象”。换句话说,经济并非一台庞大而完美的机器,其运行并非遵循数学规律。它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人性的系统,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恐惧、希望和预期。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摄影:Anders Wiklund/EPA/Shutterstock 他们研究的核心是一个难题:为什么经济数据与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吻合?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考察。当时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两位数),而通货膨胀率也在上升(同样达到两位数)。根据经济模型,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当失业率高企时,商品需求应该下降:购买商品的人减少,需求下降应该导致价格下跌。 霍尔总结道,在分析数据时,必须理解这些数据来自数百万每天都在做出决策的人,而这些决策往往基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以及自身的具体情况,而非宏观经济数据。因此,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与当前数据相符。例如,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即将升职,可能会在实际工资变化之前疯狂消费。但如果同一个人听说自己可能失业,即使工资看起来没有变化,他也可能会大幅削减开支。 伍德福德的研究涵盖了当今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美联储如何通过利率影响我们的购买行为。当美联储降低利率时,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就会降低,储蓄的吸引力也会下降。利率下降时,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增加借贷或将储蓄取出投资于其他项目,这将增加人们的支出(并最终推高物价)。而当利率上升时,个人和企业会减少借贷和支出,最终导致物价下降。 伍德福德还研究了未来预期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如果一家餐厅每年只印一次菜单,但预期食材价格会持续上涨,那么它很可能会把脆皮鸡肉三明治的价格提高几美元,而不是根据当时的鸡肉价格做出反应。(需要说明的是,伍德福德的研究中并没有使用鸡肉...

付鹏11月24日在HSBC内部演讲速记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对冲风险VS软着陆》   上篇 正值年底,虽然刚才汇丰一直强调大家不录音不录像,但大概率你挡不住。我在这儿讲话会谨慎一些,非常小心谨慎,大概率会有人透露出去,放到YouTube上,基本上所有见我都说付总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的视频,我说那都是盗版的,靠盗版发财的也不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回顾会多一点,展望不多,因为这个月展望完了之后下个月怎么办?有些话对我来讲我倒觉得很简单,本质上原来我们是做Hedge Fund出身,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整体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不是说今年去讨论,或者说明年去讨论。 惯性思维从2016年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经历过过去的几年时间,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对这番话的理解变得越发深刻。 2016年实际上是美国特朗普的第一次大选,我有一个特点,我的特征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有投资机会,我可能第一时间去一线调研,我不喜欢看YouTube,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扒。当然你会说,现在ChatGPT很强大了,人工智能好像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广泛流传或者广泛传播的很多信息是错的。这一点在2012年当时我从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我的感悟是最深的。 当然去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名字叫本森特,很快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他的,目前来讲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财长。本森特原来是索罗斯基金实际掌控人,因为索大爷已经年龄很大了,去年的时候才刚刚把基金的业务交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但在这之前,最主要的几场战役本质上来讲都是本森特在主导。 2012年当时我从北京去香港约朋友们吃饭的饭局上,当时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办公室跟我说,本森特从这儿去了日本。我说OK。我经常说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当然你知道,网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巴菲特“SB”、索罗斯“SB”,我最“牛逼”。你要记住,他们的所有行为一定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去是2011年,我们正在讲福岛核电站泄漏,核废水污染以后海鲜不能吃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头顶着核辐射泄漏去日本吃海鲜了,当然他去日本干吗,这其实很关键。 之后我们跑到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那几年,我陆陆续续跟很多人讲,日本正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利率结构都会随之变化的,当然包括日本的证券市场。今年日本股市终于走出这35年了,创下...

人工智能交易再次受挫,投资者重新发现美国国债的避险价值

黑石集团总裁表示,人工智能领域不存在泡沫。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 在一次会议上对人工智能系统性风险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并非繁荣中的“系统性问题”。然而,尽管华尔街高层竭力平息人们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担忧,市场依然难以平静下来。 纳斯达克100指数创下自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与此同时,衡量信用风险和市场动荡的指标均大幅上升。人工智能挂钩股票组合暴跌4.9%之际,投资者纷纷涌入美国国债市场,导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个月来首次跌破5%,并重新激活了夏季一度沉寂的避险交易。 总的来说,这些举动表明,人们对此前几乎被视为华尔街共识的押注方式——做多大型科技股,做空因担心人工智能相关支出会推高通胀而承压的防御型市场——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尽管过去的波动最终得以缓解,但纽伯格伯曼的杰弗里·布拉泽克认为,本周美国国债的上涨表明,一种更为重大的转变可能正在发生。 “这波行情来势汹汹——我们看到投资者纷纷涌向优质国债,而人工智能交易却逆势而上,”布拉泽克说道,他是这家管理着630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的多资产联席首席投资官。“这完全出乎意料。” 大约一个月前,由于担心人工智能交易过热和利率上升,纽伯格的资产配置委员会开始降低股票风险。 本周股市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5%。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0.8%,较本月初创下的历史新高已下跌7.3%。与此同时,追踪长期债券的最大ETF连续第三周上涨,有望创下自去年2月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贝尔德·斯特拉特加斯(Baird Strategas)的数据显示,这种趋势也体现在ETF的资金流动上,股票和固定收益需求之间的差距已缩小至最低的10%,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投资债券。 投资者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企业为人工智能借贷和投入的巨额资金,以及这项技术能否快速带来回报以证明其合理性。本周《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领先的人工智能开发商之一 Anthropic 公司未来几年可能斥资 7500 亿美元用于提升计算能力。 马克·扎克伯格旗下的Meta Platforms公司宣布,未来将斥资约8250亿美元用于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租赁和合同。消息公布后,该公司股价本周下跌超过9%,创下5月以来最大跌幅,衡量其信用风险的指标也创下历史新高。此外,该公司为应对其他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和芯片制造商的债务而支付的保护成本也大幅上升。 与此同时,全球企业债券收益率溢价上...

美联储降息可能令投资者失望

经济学人: 令人期盼的时刻即将到来。两年半以来,自美联储开始自 1980 年代以来最快的加息周期以来,投资者一直迫切希望知道美联储何时会逆转利率政策。现在,如果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 9 月 18 日利率制定委员会会议后没有宣布首次降息,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事实上,在交易员中,争论的不再是“是否”而是“降多少”。市场定价表明,官员们将政策利率(目前在 5.25% 至 5.5% 之间)下调 0.25 个百分点的可能性约为 40%,而他们选择下调 0.5 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为 60%。 从过去几年投资者对鲍威尔声明的反应来看,你可能会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纯粹的好消息。毕竟,美国股市大部分时间都在暴跌,只要有迹象表明利率将长期维持在高位,而只要有迹象表明借贷成本可能很快下降,股市就会飙升。但“买谣言,卖事实”在金融市场上如此经久不衰,并非毫无道理。尽管降息的前景让投资者心跳加速,但降息的实际到来往往令人失望。 回顾一下过去宽松周期对股价的影响。尽管 1990 年代艾伦·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的三次降息确实给股市带来了连续提振,但本世纪的降息记录却更加惨淡。21 世纪初的降息发生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期间;2007 年开始的降息恰逢全球金融危机伴随而来的市场崩盘。2019 年开始的鸽派转向最初提振了股价,但随后新冠疫情的爆发抵消了这一影响。 就像金融行业中的很多事情一样,降息对股价的影响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是正面的),很容易被其他因素所掩盖。降息的推动力来自借贷成本的降低,这让公司能够保留更多的利润,并鼓励消费者在其产品上花更多的钱。如果债券收益率也下降,那么相比之下,股票的预期回报率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带来另一个提振。 那么,这次可能造成压倒性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因素是长期存在的:货币不会因为孤立因素而变得更便宜,而是因为央行行长担心经济疲软并想阻止它。目前,这似乎不像往常那样令人担忧。确实,美国劳动力市场已经降温,这在夏季引发了股东们对经济增长的短暂恐慌。然而,与紧缩周期的结束不同,经济似乎只是放缓,而不是进入衰退。因此,随着美联储开始降息,公司利润应该比平时更安全——股价也应该如此。 更令人担忧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变化与其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之间存在着臭名昭著的“长期和可变的滞后”。与直觉相反的是,即使美联储准备放松货币政策,许多借款人仍将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