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飞天小豚 三联生活周刊 2025年01月10日 18:06 北京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没有高薪，没有偷渡，更没有去缅甸、柬埔寨这些危险的国家，中国留学生李奥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是在安全的国家想正常找一份工作，却不断跌入招聘陷阱，最终沦为人口贩卖的牺牲品。在经历过一场在缅东的死亡之旅后他才明白，海外华人招聘圈已经被博彩、诈骗等灰色产业渗透，而印象中的那些城市，已经不同以往。
记者｜夏杰艺
实习记者｜顾靓楠
陷阱
2022年6月5日，李奥站在东南亚一条混浊的泥水河前。河很窄，不过五六米，两岸是一样的黄褐色烂泥地和杂乱的野树林，河面上一条孤零零的小船。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这条不起眼的小河是莫伊河，位于泰缅边境交界处，是知名的偷渡“天堂”。 这里荒无人烟，见不到警察和海关人员，和他同行的是一个肯尼亚女人和一个二三十岁的中国男子。三人的背后跟着四名大汉，他们不怎么说话，但其中一人手上拿着一把小臂长的砍刀，明晃晃的。
泰缅边境的莫伊河岸（摄于2022年）
“They are human traffic.”旁边的肯尼亚女人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轻声说道。李奥也明白，他们三人已经沦为“猪仔”——人口贩卖的牺牲品。
李奥是浙江台州人，27岁，高二时被父母送到英国读书，随后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但因家中破产被迫辍学，没能获得高中和大学文凭。他的唯一优势是英语，所以工作后有一半时间都在中东、非洲等地的华人企业就职，从事翻译或行政工作。在李奥看来，海外华人企业的待遇更优厚：工资大多在每月一万五千元以上，还包食宿。
2022年初，他先是在肯尼亚的蒙巴萨为江门机械松林有限公司工作，后来又换到阿联酋阿布扎比，在中国通信服务（CCS）的分公司做项目经理，由于岗位期望与公司产生冲突，5月，他辞职来到迪拜，边旅行边求职。
李奥对本刊回忆，自己当时在迪拜当地的华人生活网站“迪拜全酋通”上浏览招聘信息，注意到了一家泰国曼谷的企业。该企业声称从事跨境电商业务，老板需要招聘一名助理兼翻译。该企业跟李奥约了一次英文电话面试，并要求他录制了一则自我介绍的英文短片，然后发放了入职邀请。在李奥看来，该企业和大部分他打过交道的海外华人企业类似——入职程序比较随意，薪资每月一万多元，包住宿和来程机票，但不愿意给劳动者办工签，而是以旅游签入境。“曼谷，在我心里还是一个比较安全、讲法治的地方，所以没有怎么犹豫就过去了。”
《孤注一掷》剧照
2022年6月4日，李奥乘凌晨最便宜的航班从迪拜出发，上午10点到达泰国曼谷的机场，然后被一辆灰色面包车接走。车开了四五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补觉，中途停下在服务站吃了顿烧鸡，还有个警察曾拦下车检查他的护照。路程这么远，李奥觉得有些奇怪，但招聘人员解释，公司地点较为偏僻。
到达住处时，天已经黑了，招聘人员解释，公司所在的园区夜晚不开放，让他先歇一晚，还安排李奥住进了一家三星级连锁酒店。 第二天早上，换了一辆黑色SUV接李奥出发，中途上来了一位肯尼亚黑人女性和一位二三十岁的中国男性，三人都默默坐着，没有交流。
最后，车停在了一个荒凉的三岔路口。“我一下就知道我完了。”李奥发现这不像个工作地点，周围都是大片的树林，路边的小木屋走出四名大汉，领头者戴草帽穿花衬衫，腰上还别着一把大砍刀，其余三人打赤膊，直奔车走来。 李奥脑中飞速思考着脱身的办法，但当他瞄到路边停着的越野摩托车后，就明白自己无处可逃。
为首者的刀已经出鞘，拿在手上，不需要言语，三人下车后都顺从地跟着他们向前走，走了大约10分钟，就来到了莫伊河边。一行人乘船不到10秒就渡到对岸。又走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被要求原地等待。不一会儿，一名中年男子走过来，穿着皱巴巴的白背心，衣服卷到了胸口，李奥一眼认出他是华裔，便开口求教“怎样保命”。李奥记得，当时男子很客气地让他们先坐着歇一会儿，并请他们抽烟，然后慢悠悠地说了两句话： “第一，不要逃跑，逃跑的话所有人都会来找你。第二，不要顶撞公司，不然会给你上手段。”
2018年1月22日，在距离印度英帕尔约200公里的楚拉昌普尔（Churachandpur），一名遭遇人口贩卖和身份盗窃的女孩在自家门外。曼尼普尔邦和米佐拉姆邦等邦的未注册安置机构正在利用印度与缅甸边境管理松懈的漏洞，将妇女送往东南亚和海湾国家
进入园区
一辆面包车过来接走了三个“猪仔”，中途又顺道接了几个缅甸女孩。开了一个半小时，李奥被要求独自下车，等待他的是一扇铁门，保安领着他走进去。门口有持械的军人驻守，然后走过一条狭长的小路，才进入园区——一片荒地上建着许多红色的砖砌小楼，大多只有三四层高，还有不少烂尾的，看上去颓败又土气。
来人将他领到一处红砖色小楼，也就是他即将就职的公司。 这栋楼的四层是办公室，一到三层都是员工宿舍。 宿舍一般是八人间，大小只能勉强放下四张上下铺，陈设简陋但干净，带一间独卫。 舍友看上去都是二三十岁的农村打工者，还和李奥主动寒暄了几句。
当天下午，他被带去见了自己的主管，对方明确告知，公司就是做诈骗的，招聘他的人是蛇头，他已经被卖到这里。主管收缴了李奥的所有电子设备，并检查他聊天记录中是否有求救或报警的痕迹，接着开始介绍公司的主要业务——“情感类杀猪盘”，拿出一份精聊话术让李奥学习。 对方安抚他，“先做着看，做满了6个月要是还想走，可以放你走”。但看见他魂不守舍，又开始口头威胁，“这里离KK园区很近，都不需要我们亲自动手，直接把你卖到KK噶腰子”。 （KK园区是缅东最臭名昭著的诈骗园区之一，被认为是人口贩卖、器官买卖的重灾区。） 公司还有红线——严禁逃跑，严禁拍摄人脸和建筑物照片，严禁向外透露园区位置。
《孤注一掷》剧照
来了不到一周，李奥抓住一个关键机遇，逃离了一线诈骗工作。他趁领导带他去见公司老板时，主动表示自己会用Excel，会记账。公司员工的文化程度较低，账做得很乱，老板便欣然应允。随后，他被公司带到园区外的另一个据点工作，妙瓦底市区的1号码头，一个集合了赌场、酒吧、KTV的娱乐场所聚集区。他住在老板开设的旅馆二楼，一个单人间。
那里虽然有门卫守着，但进出管理并不算严，老板警告他出去很容易被绑架。李奥想过要逃跑，但很快他发现，公司发放的手机使用的是泰国的SIM卡，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定位到自己的具体位置。他尝试用电脑上的谷歌地图定位，但由于靠近边境，只能模糊地定位在妙瓦底。他还曾通过邮箱向缅甸两个反人口贩卖的NGO组织求救，没有得到回应。“我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对本刊回忆，于是决定先沉下心来搜集信息，了解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他也抱着一丝希望，“也许6个月后真能放我走呢”。
3个月后，由于团队合并，李奥又被转移回园区，住到了一间三人宿舍里。园区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2点，每周休息半天。财务工作任务很少，李奥就开始在空闲时偷偷用工作手机和电脑上网搜集信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奥慢慢摸清了园区的情况。园区的地形像一只风筝，东北方向被莫伊河包围，过了河就是泰国，西南方向则有一条狭长小路，像风筝线，直通园区大门，门口有驻兵把守。他假装在园区里跑了一次步，发现自己无法接近园区的边界——园区的可活动范围大约就四个足球场那么大，被一米六高的铁栅栏围起来，外面还有高高的围墙，栅栏和围墙之间是大片宽阔的荒地。
园区地图
李奥盘算着，如果逃跑，不能往西南方向，那边是缅甸境内，逃出去也没有生机，但东北方向似乎也不太可能——栅栏背后是一排铁皮棚屋，“典型的贫民窟”，据说棚屋后面还有岗哨。 有一天晚上，他在宿舍里突然听到了一声非常响亮的惨叫，听同事说，是同公司一个马来西亚人想要逃跑，被抓住后遭到毒打。他不认识这个人，但是看到财务账本上标记着一笔奖励保安抓住逃跑者的记录，2万泰铢。
园区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有食堂、小卖部、大排档、旅馆、赌场，甚至还有卖淫场所，许多员工骗到钱开了单，又会到赌场和会所挥霍得一分不剩。李奥发现，这里的场所虽然看上去简陋，但消费水平奇高，小卖部一罐可乐换算成人民币大约8块钱，一条薄薄的红色浴巾则要人民币200多块，“质量‘好’得很，我洗完澡一擦头，头上沾满了红色的毛屑”。
园区内有十来栋小楼，进驻了不同的诈骗公司，李奥的公司只占其中一栋。 公司有六七十人，同在一个大平层办公，人们排坐在便宜的条形长桌边上，用配置落后、早就被网吧淘汰的老式一体机进行诈骗。 这里大部分是20多岁的年轻人，总是吵吵嚷嚷，喜欢在工作时用劣质音箱公放“土嗨歌曲”，互相之间以花名相称，比如老板叫“喜哥”，主管叫“李公子”。 暴力并不是常态，多数时候，大家就像普通同事那样相处，下了班就在宿舍里聊天，打游戏。
《孤注一掷 》 剧照
李奥的室友分别叫“乌龟”和“菜牙”。“乌龟”20岁左右，高中辍学就来到缅甸做诈骗，业绩很突出，“有个月达到200万人民币，提成12%”。“乌龟”说话含糊不清，长期不回宿舍住在园区的旅馆，并包养了一个缅甸女孩。而“菜牙”则是一位40多岁的大叔，据说在国内欠了赌债才出来。
看似轻松的氛围之下，充斥着谎言和监视。 李奥发现，有人说自己是被骗来的，但其实是自愿的，只是害怕以后回国被判重刑；还有公司高层总自称是缅甸人，结果后来趁外出时逃回了中国。公司里到处都是老板的眼线，李奥有一次上传图片被坐在隔壁的同事瞥见，举报他泄露公司机密，领导调查后发现并无异样，这才作罢。
公司高层曾在聊天中向李奥透露，他们最喜欢两类人，一种是18岁左右的孩子，“家庭不好，文化程度不高，签证、护照、国境、偷渡，一点概念没有”。这些年轻人没什么技能，没见过世面，脱离了父母管教，学会了赚快钱赌博、嫖娼，很快就沉迷于这种放肆的生活。另一种则是国内犯了罪或欠了赌债的人，这些人即使回国也没什么出路，因此安心留在公司做诈骗犯。
日渐熟悉之后，李奥发现这是一群残忍但并不聪明的犯罪团伙。 这给了他许多新的机会。借记账的名义，他要到了账目明细和受害者名单，保留了公司的犯罪证据，还趁大家工作时，借着买东西的名义在园区晃悠，用公司发放的手机拍下园区建筑物、超市小票，用加密软件储存起来，以便之后求救时帮家人确定自己的位置。公司要求，使用自己的手机要提前一天告知，并只能在监视下使用，于是李奥每天都要求用手机，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逐渐放松监视。
但李奥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警惕的状态。 他的生活很单调，公司、小卖部、食堂三点一线，从来不去主管和同事经常邀请他去的赌场和会所。在李奥看来，这些“县城娱乐场所”没有吸引力，还会给他未来的人生留下污点。 对于公司每月发放的一万元人民币工资，他大部分都不敢取出，每月只拿一两千，购买零食和生活必需品。每次和同事聊天，他都当成是套话的机会，试图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诈骗犯罪手法。
李奥在园区一共待了8个月，他回忆，当时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就是公司外勤会帮他从园区外代购无糖零度可乐，还有金色盖子玻璃瓶装的雀巢冻干咖啡，“每天都可以喝”。
解救
2022年12月28日，李奥的母亲王春霞接到了一个看不出号码的虚拟电话。电话只接通了几秒，“我被绑架了，在缅甸妙瓦底”。
王春霞听出这是儿子的声音。她已经有4个月没和儿子联系了。自从之前因家中破产辍学，后来又在海外求职，李奥和父母之间日渐疏远，平时从不打电话，只会每周通过微信简单问候一下。即便这样的沟通也在李奥6月到泰国后越来越少。王春霞记得，儿子刚到泰国时跟他们报过平安，然后回复消息的速度便越来越慢，从一周延长到一两个月。一开始她以为是儿子到了新的环境，工作比较忙，但到8月底，也就是她和李奥约定办理签证去澳洲继续学业的时间，李奥仍然没有就签证的问题及时回复消息，她和丈夫反复拨打电话也无人接听。王春霞开始意识到不妙，立刻向台州警方报警，并托关系寻找泰国的朋友发布寻人启事。
这是大多数孩子陷在东南亚电诈园的家长都经历过的“觉醒”过程，细节大同小异。 本刊曾加入一个寻子家属群，群里有近500人，他们给自己取的群昵称都很类似，“母亲寻儿”“盼儿回家”“找弟弟”“找哥哥”，从他们的头像和微信名中，可以看出一些人的职业，如“旧衣回收”“装修”“手工磨坊”“收废钢”“窗帘”，大多数并非富裕的家庭，所在地区也是四、五线非省会城市。他们在群里分享焦躁的情绪，“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实在难受，就搞点酒喝”；交流报案和解救技巧，比如如何立案、赔付多少、哪个解救团队靠谱。但有成功经验的家庭不多，更多是讲述自己寻找解救团队时遭遇骗子的经历，“解救方说光是捞人的费用就要15万”。或许因为被骗得太多，许多家属都已经对解救团队失去信任，“捞人的和园区的是一伙的，有的比园区里还要黑”。
不管是被骗还是自愿，一旦进入东南亚电诈园区，就像困进一片黑暗森林，没有方向，没有路标，尽是陷阱。 王春霞记得，8月下旬，也就是发布寻人启事后不久，自己接到了儿子的微信。微信里李奥聊起了签证的事，语气如常，于是她也放下心来。但实际上，这条微信是在电诈公司的监视下发的。王春霞的寻人启事被转发到当地的蛇头群，又传到了公司主管那里。主管警告李奥：“你知道该怎么做吧？”于是李奥只好跟父母假装正常地在微信聊天。
《狂飙 》剧照
类似的陷阱在解救阶段更是比比皆是 。11月，李奥终于用国外加密聊天软件联系上一个熟人，让对方帮他办理了一个可以直接网络拨号的虚拟电话套餐，并在12月28日偷偷通过电话联系了母亲。王春霞对本刊回忆，接到电话后，她立刻腿软了，手也抖起来。她和丈夫立刻报了警，但警方表示介入难度很大。 缅甸妙瓦底地区不受政府控制，而归当地武装组织管辖，武装组织与诈骗园区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园区给部队交保护费，而部队依靠这些收入维持武装势力。
王春霞和丈夫四处托关系，想通过民间途径将孩子解救出来。 一位朋友介绍的缅甸华人声称自己能找到李奥的位置，要求先打3万元路费，结果钱打过去之后，对方并没有给出李奥的位置信息，而是要求追加30万救援费。 1月下旬，正在王春霞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负责案件的警官主动帮他们在互联网上搜寻民间解救团队的信息，并筛选了一个团队介绍给王春霞。 这位警官向本刊表示，缅甸有实力的解救团队其实很少，他因为帮家属找到了确实有解救能力的团队，还得到了公安厅的表扬。
解救团队的负责人叫阿龙，原本是一个东南亚商人，2021年开始从事解救工作，至今已经解救了100多人。他表示， 解救程序并不复杂，一般需要家属给园区交一笔赔付金。 赔付金是公司前期为招人付出的成本，通常为“公司付给蛇头的人头费+偷渡费+本人在诈骗园区吃喝住宿的费用+本人在诈骗园区借公司钱消费－本人在公司贡献的效益（工资+提成）”，这个金额或许会上下浮动，有一定水分，但总体而言，其计算方式是有规律的。
但数字计算容易，能否顺利完成“钱货交易”，则完全看是否在当地有可靠的人脉。阿龙表示， 缅东妙瓦底的诈骗园区至少有70个，大部分园区“讲规矩”，只要给了赔付金就放人，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园区是“不讲规矩的”，而李奥所在的东美园区恰好是其中之一，“下手比较黑”。
给父母打电话通信的同时，李奥向公司提出，自己在园区已经待满6个月，想要按约定离开，公司未予回应。1月初，当他再次主动找老板谈话时，被主管送进小黑屋“冷静”。他记得，“小黑屋”是一间普通的宿舍，并不黑，有一扇很大的窗户，里面放了三张上下铺，只有床板，还有一个废弃的小冰箱。公司派了一个保安在里面24小时守着李奥。保安把他的手铐在上铺，逼迫他连续站了3～5天，不让他好好睡觉。几天后，见李奥仍然坚持想走，主管派了曾经帮李奥买咖啡的外勤阿宏来折磨他，殴打并用电击棍电他。
李奥感觉，当时对方还没有下狠手，电击也只是蜻蜓点水，即触即离。即便这样，电流进入身体时，虽然时间很短，他依然会不受控制地抽搐和惨叫。 但到1月底父母和公司谈判解救阶段，他遭受了最严重的折磨。 公司向李奥父母提出50万元的赎金数额，并为了逼迫他们尽快给钱，拍了一段给李奥“上刑”的视频，经由李奥的微信发给他父亲。李奥回忆，那是公司下手最狠的一次，阿宏用电击棍顶着他的身体，电流持续刺痛他的神经。对于被电击的感受，李奥很难描述得细致。 和其他显而易见的创伤相比，电击是一种很难和别人交流的感受，因为“被电就好像失去意识了”，只是身体不断地在抽搐。 “难顶”，他用有些吊儿郎当的口气，尽量轻松地回忆当时。
《孤注一掷 》 剧照
王春霞没有看到这段视频。丈夫收到视频后没敢给她看，他按照阿龙的要求，咬牙拉黑了儿子的微信，关闭了手机，不给任何回应。 “这是一场心理战，绝对不能在这时候打钱过去。”阿龙说，他了解东美园区的套路——如果给钱，反而让他们尝到甜头，更加不愿意放人，还会变本加厉虐待受害者，索取更多的赎金。 阿龙托朋友联系到了当地武装组织的“将军”，跟园区方打了招呼。效果立竿见影——李奥对本刊回忆，“被上刑”的当天晚上，一名主管主动来到小黑屋，客气地告诉他，以后不会再打他了。
李奥最后被解救出来时，已是一个月后。
2023年2月3日大年初三中午，“那帮人让我洗个澡，整理一下，换一身衣服，并警告我出去之后不要乱说话”。公司把李奥交给了园区物业，物业让李奥在兵站睡了一晚。第二天，“将军”开着一辆黑色SUV来接李奥，副驾驶座上还放着枪械，车后面跟着一辆皮卡，里面坐着他的四个副手。阿龙告诉本刊， 由于“将军”介入，李奥的公司没有再索要赔付金，但是其父母还是给“将军”支付了20万元的人情费。
分别时，“将军”拿出手机给李奥录像，并警告他出去不要乱说话，自己知道他的所有信息。李奥再一次被送到了莫伊河边。河流仍然如初见时那么普通，只是更热闹一些，船只载着各种当地村民装束的乘客，像日常通勤一样在河面往返。
被灰产渗透的海外华人招聘圈
现在，回忆起之前在迪拜求职的那一个月，李奥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他不断落入灰色产业的“招聘陷阱”。 找工作时，他主要依靠的是当地华人生活网站“迪拜全酋通”，也会浏览脸书和英文招聘网站Glassdoor、Indeed。起初，“全酋通”上一家华人企业招聘“部门经理助理”的信息吸引了他，发送邮件后，对方向他发来了电话面试邀约。李奥回忆，面试者是一位三四十岁、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英语非常流利，声线听上去也很专业，她简单考察了李奥对“行政助理”的理解，并介绍了这一岗位以文书工作为主，部门刚刚成立，“一切需要从头学起”。
顺利通过两次电话面试后，对方就邀请李奥前去入职。由于正值疫情，许多企业都取消了线下面试，所以李奥并没有怀疑。公司还派人带李奥做了一系列体检，确认他没有新冠或其他传染类疾病，然后带到迪拜一个工业园区隔离了3天。入职后李奥发现，该公司位于迪拜的中高端商务区，提供的宿舍是酒店式公寓，“算是中国企业中待遇相当好的”。
入职后的第一周，部门经理并未给李奥分配过多任务，只是让他偶尔“做做表格和文案，打打杂”，但到了第二周，经理主动和他进行了一次入职谈话， “她向我炫耀自己过去在业务部门的业绩，无意中透露了这是一家博彩公司”。 意识到不对后，李奥立刻辞职了。
很快李奥发现，海外求职的很多渠道已经被灰色产业渗透。 他回忆，自己曾在“全酋通”看到一则企业招聘后勤主管的信息，但线下面试时对方却坦白这是一个博彩集团。 另一次，他在知名招聘网站Indeed上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招聘中英文翻译，工作描述是全英文的，地点在迪拜市区的一栋高端写字楼，但面试后发现这是一家为诈骗、博彩类企业编写程序、提供网络服务的企业。还有一次，他记不得是哪家招聘网站的信息，工作地点在知名的“迪拜硅谷”，中英翻译岗位，面试在一个空旷宽敞的会议室进行，对方没有问李奥什么问题，反而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述，说他们是一个虚拟货币平台，李奥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是“引导客户每天进行交易”，“他告诉我，客户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找，都是别人已经引导注册过的”。李奥这才回过味来，这是一家以虚拟货币为名义的诈骗公司。
《孤注一掷》剧照
本刊记者尝试在脸书上输入中文关键字“中英翻译”，发现大部分出现的帖子工作地点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这些帖子看上去提供的是正规工作，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 例如，一则招聘“翻译兼助理”的帖子，其工作描述为中泰语听说读写，工作地点为曼谷，内容是完成公司文件翻译及日常口语翻译，但本刊记者与发帖人交流后发现，其实际属于博彩行业。而另一则招聘中英翻译的岗位，工作描述为“负责翻译员工和上司沟通”“为员工翻译业务内容”等，但在聊天过程中，当记者假装自己是诈骗行业人员后，招聘者也暗示其业务的确和电诈相关，并保证“即便不做业务员，以后你负责的组里有人开单的话也会有奖金的”。
在本刊记者的调查中，在一些常用的海外求职网站上，只要加入东南亚国家的中文招聘小组，就能看到海量的灰产招聘帖，其中许多帖子并未隐瞒自己所属的行业，通过一些行业黑话可以立刻识别出来，如“刷单”“提成”“无赔付”等关键词。而在脸书上有2.2万人的“缅甸中文求职招聘小组”，几乎每一个帖子都来自电诈行业。
全球反诈组织GASO至今已经在东南亚地区解救1200余人。他们向本刊介绍， 近三年来，东南亚的电诈行业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这背后有多重背景： 首先是柬埔寨西港禁赌事件，促使许多网络博彩公司转型做诈骗，需要更多的人手；二是三年的疫情封锁，严格的防疫政策让许多人没有机会偷渡到东南亚地区；三是中国近年的大劝返行动，许多地区采取“注销户籍”等强力措施，劝返他们回国投案自首。
2022年12月2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缅甸人口贩卖受害者之一穆罕默德·法罕·阿斯曼（Mohd Farhan Asman）与其他5名受害者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经过调查，还有大约1000名马来西亚人仍在妙瓦底地区，均为缅甸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GASO成员凯特还注意到， 由于缺人，园区向蛇头买人的费用水涨船高。 “一个人现在最高可以卖到四五十万，而且年龄范围也在放宽，我们看到最小的可能只有八九岁。我还接触过一个解救回国的案例，对方已经48岁了，这个年龄打字其实都不太行了。”
她认为，虽然骗招在整个东南亚电诈行业的比例可能只有10%左右，大部分人是自愿前来，但由于这两年园区急缺人手，人头费水涨船高，促使许多蛇头为赚钱四处骗招，导致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增加。她总结道， 蛇头最常借的名目是招聘翻译、编程、人事，其次是模特、歌手、服务员、客服。如果是正经求职的人，在海外招聘网站上看到这类工作岗位，地点又在东南亚地区，“建议就不要去碰了”。但更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受利益诱惑转变为蛇头的人也在增加，“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亲人，也可能是你在曼谷旅游坐上的一辆出租车的司机”。 凯特记得，曾有一个被解救的受害者逃出园区后在当地打了一辆车，结果又被司机给转卖了。
插图 ｜老牛
据柬埔寨前副总理2022年8月26日签发的一份呼吁书显示，2022年1月1日至8月20日，柬埔寨当局共侦破87起人口贩卖案件，累计解救出865名受害者。 而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于2023年8月29日发布的《东南亚网络诈骗和人口贩卖》调查报告称，至少12万名“猪仔”身陷缅甸全国各地，被迫从事网络诈骗；另有10万人落难柬埔寨。
2023年9月，中缅政府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打掉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窝点1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69名。但凯特担忧的是， 东南亚的诈骗团伙正在向世界各地转移，寻找适合他们的新土壤，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不安全了。 比如，迪拜就已成为电诈行业转移的新目的地——当地已经发展出四大著名的电诈园区，分别是凤凰园区、永利园区、DIP园区和绿洲园区。这些园区实施封闭管理，其中不乏暴力虐待和性侵，一些园区的诈骗人员多达2万余人。而除了这四大园区外，迪拜还存在着规模不等的小型诈骗园区以及一些隐藏在小公寓楼中的诈骗公司，这些团伙规模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
而李奥2022年前往迪拜求职时，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多年前，他曾被公司外派到迪拜出差过两次，“这里是打个电话给警察就能解决问题的地方”。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38期，文中李奥、王春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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