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10月13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获奖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菲利普·阿吉翁和布朗大学的彼得·豪伊特，他们为理解经济增长机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分享了一半奖金。另一半奖金则授予了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见图中间），并获得了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的一半奖金。该奖项实至名归，也反映了知识潮流的变迁。 莫基尔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位中间派学者，对任何一方都不太满意。他的文笔几乎比他那些古怪的同行都要好，他的作品甚至连门外汉都忍不住想从书架上翻出来。但他的推理方式像经济学家，而且不惧怕数字，这也让他置身于学术史的主流之外。如果他现在进入学术界，恐怕很难找到一份顶级的工作。 这位美籍以色列经济学家著述广泛，涵盖爱尔兰饥荒和居家办公的历史。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探讨了一个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满意答案的问题：经济增长为何会腾飞？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GDP 并未增长。然后，在 18 世纪中叶左右，GDP 开始飙升。莫基尔先生高度重视思想的力量，认为它能够解释这种转变。他在 2016 年出版的《增长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论点。大约在 17 世纪，欧洲的文化规范发生了变化，有利于科学实验和发现，进而有利于这些思想的商业化。 莫基尔的这些论证推翻了当时盛行的共识，即工程学的进步与科学的贡献不大。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取得了技术突破，但却并不真正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最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科学和工程学一直是对立的。 相比之下，莫基尔先生认为，像伦敦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这样的机构，在更早的阶段就将科学与工程融合在一起。然而，商业科学的繁荣需要适当的政治条件。例如，在东方，统治者担心自由思想者可能会推翻既定秩序，并对其进行镇压。欧洲似乎更适合知识进步。许多国家彼此相邻，这意味着招致当局愤怒的学者可以相对容易地逃脱。那里的政府也更愿意允许“创造性破坏”，即旧公司消亡，新公司成长——正如阿吉翁先生和豪伊特先生的著作所解释的那样，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欧洲而不是亚洲率先实现了工业化。 看到莫基尔先生获奖，我感到欣慰。首先，他为人友善， 在会议上遇到 《经济学人》的记者时，总会给他们提供建设性的反馈。他的获奖也体现了学术界令人欣喜的变革。 要理解近期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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