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表示，不打算对来自外国的仿制药征收关税；此前，该政府内部就是否对在美国销售的绝大多数药物征收关税的问题已争论了数月。
该政府一直在依据涵盖国家安全威胁的《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进行关税调查，并权衡对一系列药品和原料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网上发文称，他将于10月1日对品牌药征收100%的关税，但没有提及仿制药。特朗普最终推迟了征收关税，官员们表示，他们将为与制药公司进行更多谈判留出时间。
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Kush Desai)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届政府并未在积极讨论对仿制药征收232条款关税。”负责此次关税调查的美国商务部的发言人同样表示，232条款调查不会导致对仿制药征收关税。
此举并非最终决定，未来几周可能还会发生变化。此前，特朗普政府内部就如何将仿制药制造业迁回美国以及关税应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进行了数月的辩论。虽然特朗普在关税威胁中将矛头对准了品牌药，但他最近很少就仿制药发表声明——仿制药是指抗生素、心脏病药物和其他常见药物，占美国人日常用药的约90%，但主要从国外采购。
不对仿制药征收关税的决定，意味着美国商务部对药品关税调查的范围大幅缩减。4月份宣布对药品进行关税调查时，《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的通知明确指出，调查将针对“仿制药和非仿制药的成品”以及药品原料。
此举也与特朗普的一项竞选承诺背道而驰。在2023年的一段竞选视频中，特朗普曾表示，他将“分阶段实施关税和进口限制，将所有基本药物的生产带回它们所属的美利坚合众国”，他当时提到了多种常见的仿制药。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仿制药关税的潜在负面影响提出警告的人士包括特朗普的国内政策委员会成员，以及该委员会的医疗健康政策制定者之一西奥·默克尔(Theo Merkel)，默克尔曾是宾夕法尼亚州前共和党参议员、自由贸易倡导者帕特·图米(Pat Toomey)的助手。这些知情人士说，上述人士表示，对仿制药征收关税将导致消费者面临价格上涨甚至药品短缺。他们还表示，关税对仿制药不起作用，因为在印度等国家生产仿制药的成本非常低——美国近一半的仿制药来自印度——以至于即使征收很高的关税，也可能无法让美国国内的生产实现盈利。
知情人士说，与此相反，一些商务部官员认为，对仿制药征收关税和实行配额最终可能是必要的，以将药品生产迁回美国，并防止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混乱的局面重演。
特朗普圈子里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药品关税必须包含一项认定，即对外国仿制药供应商的依赖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他们还表示，高额关税，加上政府对美国新生产设施的支持，可以使国内仿制药生产实现盈利。
德赛说：“在这个问题上，商务部和白宫之间没有任何分歧。”
仿制药问题凸显了本届政府在寻求将它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的制造业迁回美国之际所面临的挑战。特朗普的团队希望鼓励抗生素和其他日常用药的国内生产，以减少对印度和中国的依赖，许多药物前体都源自这两个国家。上周，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纽约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暗示，政府可能会对仿制药和品牌药都加征关税。
当被问及哪些产品会受到特朗普药品关税的影响时，格里尔说：“当我们谈论仿制药时，其供应链与品牌药不同。”他还说：“目前，我们正在考虑针对仿制药部署经济工具的最佳方式。其中很多是免关税进入的。”不对仿制药征收关税的决定有可能激怒一些共和党贸易保护主义者。上周，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致信政府官员，敦促他们不仅对品牌药征收关税，也对仿制药征收关税。
除了关于关税的讨论，特朗普政府内部一些人正开始计划通过其他形式的政府援助，将仿制药制造业迁回国内。据知情人士透露，政府正在权衡总统是否应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向关键仿制药的国内制造商提供联邦拨款或贷款。这可能涉及使用来自日本等外国政府的资金，这些资金是作为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一项关税协议的一部分而获得的，不过这些基础设施基金尚未设立。
德赛说，政府正在“采取一种细致入微、多层面的方法，将仿制药生产转移到国内，并确保美国人不会再像新冠疫情时代那样因依赖外国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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