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对全美顶尖高校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国高等教育正面临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在早期的麦卡锡主义等政治压迫时期，学术界的主要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政治活动触怒当权者的教授们的职业生涯。那些解雇并列入黑名单的高校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基本安然无恙。如今，整个学术界都 成了 目标。特朗普甚至挥舞着政府最有力的武器，威胁要撤回对整个学术界的联邦资助。
没有哪所学校能够幸免。从社区学院和营利性院校，到常春藤盟校和十大联盟，华盛顿资金的流失将对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造成重创或严重损害。如果没有这些资金——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学生资助——高等教育不太可能以目前的形式生存下去。即使是（MAGA）运动的其他武器，例如禁止外国学生入学或撤销认证，也会带来经济后果。
这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旨在彻底清除美国自由民主残余的更广泛目标，也体现了美国大学自身的演变。自20世纪中叶以来，山姆大叔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已大幅扩张，学术界也经历了诸多变革，如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特朗普经济制裁的冲击。
现代大学
起初，联邦政府对美国早期的大学保持着疏离感——这些大学大多是小型宗教机构，为殖民地和新共和国培养牧师和青年精英。华盛顿特区首次涉足高等教育领域是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该法案将一块联邦土地授予各州，并将出售所得用于建立一所提供“农业和机械技术”课程以及军事训练的大学。
随着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大学应运而生。其使命完全世俗化，除了以文科本科教育为核心，它还强调科学研究、专业学术和研究生教育。其中一些大学脱胎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既有院校，而另一些大学，例如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则是镀金时代由私人财富创立的全新大学。
正是战争首次将联邦政府带入校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招募大学科学家制造武器。它还将500多所学术机构改建为军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中心。停战后，大学恢复了战前的地位，成为特权青年和雄心勃勃的地方精英的避风港，而高中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教育途径，私人基金会则为学术科学家提供所需的任何外部资金。大萧条时期，国家青年管理局确实向失业大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补助金，但这项史无前例的经济援助的扩大被视为一项临时福利措施，而非一项教育计划。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笔资金永久化。主要的战时合同落到了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手中，为国防相关的“大科学”奠定了雏形，这种“大科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美国校园里蓬勃发展。最大的两个合同分别授予了加州大学（曼哈顿计划）和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发明），而其他数十所院校也分享了这笔资金。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获得了大部分的资助，但政府也为各种战时机构招募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前身的情报机构特别服务办公室。
战后，联邦政府继续以多种形式资助高等教育。《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使此前被排除在外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学生也能接受高等教育。冷战升温后，来自军队和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经费有所增加，国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也增加了支出。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似乎暴露了美国在科技领域落后于冷战时期的对手。美国高等教育所谓的失败一时之间成了热门话题。
曼哈顿计划化学家格伦·西博格坚称，学术科学“对国家福祉至关重要，因此不可避免地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国会迅速通过了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案》，该法案为大学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和贷款，并加强了区域研究和关键语言项目。
得益于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位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学术科学的新黄金时代”，其光芒也延伸到了高等教育的其他领域。当时，作为公立高等教育主要资助方的各州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入学人数翻了一番甚至两倍。新校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校区也不断扩建和升级。与此同时， 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计划和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为顶尖科学家和其他学者带来了名望，甚至带来了一些权力。联邦政府的资金也源源不断地涌入。1958年，华盛顿州在校园研究上的支出为4.56亿美元；196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2.8亿美元。
联邦政府的慷慨资助大部分流向了国防相关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催生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科技突破，还将研发这些技术的大学转变为世界级研究中心和地方经济增长点。例如，斯坦福大学精明的教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通过开发一个与国防部冷战时期电子学场景完全契合的工程专业，将斯坦福大学从一所加州花花公子聚集的学校，变成了硅谷的缔造者。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学术科学的光环开始褪色。约翰逊总统推崇的民粹主义思潮对学院所谓的精英主义提出了质疑，并抑制了人们对那些似乎没有具体回报的研究的早期热情。尽管学术科学的经费持续增加，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反战学生和教授试图将军事项目从学校中驱逐出去。
不少管理人员接受了这些要求，他们意识到将国防相关研究留在校园里得不偿失。军方也同意了。但那时，五角大楼已经开始远离基础科学了。它发现，资助学术科学家的“纯”研究既不能满足其需求，也无法满足企业部门政治立场相对稳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应用研究。1969年，国会禁止国防部拨款用于不具有军事应用价值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承担了部分责任。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承担了同样的责任——最终其影响更为深远。
科学学校
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发现了DNA结构，从此改变了科学界。理论物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催生了开创性的研究，而分子生物学则在下半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结果，政府用于尖端科学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这样的机构，而不是五角大楼。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了医学院，这使得研究型大学的福祉与那些医疗相关使命远远超出传统高等教育范畴的机构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支持医学并非难事。事实上，NIH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国会经常拨给其受资助机构的资金超过其要求。
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为大学和学院提供的其他类型的资助有所增加，其中包括各种旨在响应当时社会运动的项目，即向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这些项目被吹捧为创造社会流动性，却将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转移了人们对日益不平等的社会中实际经济问题的关注。这还会给大学带来不切实际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尽管如此，政府对学生的经济援助确实帮助许多人改善了生活，无论是通过1965年《高等教育法》授权的佩尔助学金，还是向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提供的补贴贷款。
学术界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终结，当时美国——二战以来首次面临外国经济竞争——陷入了通货膨胀引发的危机，同时政府支出也遭遇打击。公众对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骚乱表示不满，并撤回了此前对学术界的慷慨支持。国会试图收回对学生反抗者的联邦奖学金，而像罗纳德·里根这样的政客则通过反对其所属大学的竞选活动获得了选举金。
最有害的是，传统上一直是公立学院和大学（这些学院和大学承担了全国80%的学生）主要财政支持者的州立法机构大幅削减了拨款。从那时起，紧缩政策的威胁与一群右翼百万富翁和理论家一起，对学术界虎视眈眈，他们发动了一场资金雄厚、持续数十年的运动，旨在破坏学术知识的权威性。
为了应对这些新的财政限制，学术管理人员竭尽所能地寻求各种收入来源。他们激烈地竞争联邦研究经费以及华尔街和硅谷新晋百万富翁的捐款。但最重要的是，学生才是大多数院校得以维持运转的关键。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学费的涨幅是家庭收入的10倍。资助这些院校的联邦贷款也随之增长，并造成了1.8万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如今，这些债务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大学生和毕业生的未来，甚至让其他人甚至对获得学位都望而却步。
无知的强加
如今，这位白宫霸道总裁似乎一心要摧毁美国摇摇欲坠的高等教育体系，而政府与大学之间错综复杂的财务关联很可能注定他的成功。大幅削减研究经费——就像特朗普取消了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的拨款和合同那样——以及缩减或取消学生助学金和贷款，将使高等教育的效率降低，入学门槛也随之降低。即使是白宫在看似与资金无关的高等教育领域采取的打压措施，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以认证为例，这是一个官僚程序，要求每所高等教育机构每10年评估一次其运营情况，以确保其符合学生贷款资格。特朗普正在考虑将政治标准强加于认证程序，这可能会摧毁任何残留的民主教育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痕迹。同样，由于许多大学依赖于能够支付全额学费的富裕外国学生，美国国务院威胁扣留他们的签证也可能使这些机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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