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阿诺德·汤因比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集尼尔·弗格森、贾雷德·戴蒙德和西蒙·沙玛于一身。1947年3月，《时代》杂志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称他的多卷本著作《历史研究》是“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来英国最具争议的历史理论著作”。这部杰作的精简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首，仅在美国就售出30万册，正如一位羡慕不已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其盈利能力堪比威士忌”。 汤因比的声望最终黯淡下来。像彼得·盖尔和休·特雷弗-罗珀这样的专业历史学家认为，他将文明史归纳为庞大的预设模式，违反了历史学的规则。“这很精彩，”盖尔总结道，“但这并非历史。”特雷弗-罗珀怒斥这本书“不真实、不合逻辑且教条”，但他同时又称其“令人憎恶”，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自诩的专业客观性。 汤因比继续创作他的伟大著作，于1961年出版了第十二卷也是最后一卷《重新思考》，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他在西方几乎已被遗忘。 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汤因比正经历着又一个“1947时刻” 。一支庞大的学术团队正在将他这部三百万字的巨著翻译成中文。不仅来自智库，也来自中共中央学校的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都将汤因比视为他们最敬佩的西方历史学家。 这种复兴有其中国特有的原因。汤因比是最早预言中国将取代西方成为全球文明中心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在他的《中国史》中，他反复强调两点：中国文明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以及其同样无与伦比的吸收外来思想并赋予其独特中国风味的能力。（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但更现代的例子则是资本主义。） 这种观点正合中共的心意。它不仅让西方在中共看来处于应有的地位：几百年的西方全球霸权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中国有权掌控更广阔的中华文明版图，而台湾正是这一版图的起点。 但汤因比复兴运动的意义仅仅在于此吗？它仅仅是中共实现其野心的工具吗？还是中国人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意识到欧洲最后一位伟大的通史学家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更为普遍的启示？我赞成将汤因比的复兴运动推广到更广泛的层面。 汤因比绝非泛泛的学院派学者。他生于1889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值维多利亚时代风起云涌之际。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学者，1911年毕业后便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然而，他却放弃了安逸的终身教职生活，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他加入外交部情报部门，广泛游历于分崩离析的欧洲，做过各种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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