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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全球化可能不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经济学人:

Working out who earns what is surprisingly tricky. Both the very rich, who sometimes try to keep their wealth from the taxman, and the very poor, who are sometimes mistrustful of clipboard-wielding officials, are especially hard to pin down. Nevertheless,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household surveys consistently found a fall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The World Bank counted 659m living on less than $2.15 a day in 2019, down from around 2bn in 1990.

弄清楚谁赚多少钱是非常棘手的。无论是非常富有的人(有时试图向税务员隐瞒自己的财富)还是非常贫穷的人(有时不信任挥舞着剪贴板的官员),都特别难以确定。然而,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家庭调查一致发现贫困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世界银行估计,2019 年有 6.59 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低于 1990 年的约 20 亿。

Yet this progress came at a cost: a global “precariat” emerged, members of which were barely out of poverty and perilously exposed to shocks, while the top 1% got rich faster. That, at least, is the received wisdom. The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a project associated with Thomas Piketty and Gabriel Zucman, two economists, combines tax data with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o estimate the incomes of the uber-rich. They have found that although inequality between countries has fallen, as the rest has caught up with the West, within countries it may have risen. Chinese and Indian elites have done the best relative to their countrymen. American and European plutocrats, who are busy stashing wealth in tax havens, have done well, too.
然而,这一进步是有代价的:全球 “不稳定阶层” 出现了,他们的成员几乎没有摆脱贫困,还面临着遭受冲击的危险,而顶层 1% 的人则更快致富。至少,这是公认的智慧。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是与两位经济学家托马斯 · 皮凯蒂和加布里埃尔 · 祖克曼相关的一个项目,它将税收数据与其他信息来源结合起来,以估算超级富豪的收入。他们发现,尽管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经下降,而且其他国家已经赶上了西方国家,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能有所加剧。中国和印度的精英相对于他们的同胞来说做得最好。忙于将财富藏匿在避税天堂的美国和欧洲富豪也表现出色。

A new paper by Maxim Pinkovskiy, Xavier Sala-i-Martin, Kasey Chatterji-Len and William Nober, economist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the New York branch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hallenges this picture. The researchers look at how likely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to understate their income. They find that as the poor become richer, they become more likely to do so. Once adjustments are made for this, poverty has fallen fast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and inequality within countries has not risen. It may even have fallen slightly.
哥伦比亚大学和美联储纽约分行的经济学家 Maxim Pinkovskiy、Xavier Sala-i-Martin、Kasey Chatterji-Len 和 William Nober 发表的一篇新论文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研究人员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同部分的人们低估自己收入的可能性。他们发现,随着穷人变得更富有,他们也更有可能这样做。一旦对此进行调整,贫困下降的速度就会比之前想象的要快,而且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不会加剧。甚至可能略有下降。

To reach this conclusion, the authors look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stimates of income from regional household surveys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the same area. When surveys imply that a region has less overall income than official figures, it suggests more income is going unreported. The researchers find that the richer an area, the larger the gap tends to be. This makes sense, notes Mr Sala-i-Martin. As a subsistence farmer becomes a small business owner or market trader, he develops more complex income streams and has more incentive to mislead the taxman.
为了得出这一结论,作者研究了区域家庭调查收入估计值与同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异。当调查显示某个地区的总收入低于官方数据时,就表明有更多收入未被报告。研究人员发现,越富裕的地区,贫富差距往往越大。萨拉 · 伊 · 马丁先生指出,这是有道理的。当自给自足的农民成为小企业主或市场交易商时,他会开发出更复杂的收入流,并且更有动力误导税务人员。

If the finding holds, it changes the history of globalisation. Rather than a precariat,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 that a “true global middle class” has emerged. Its members will not be plunged back into poverty by a financial crisis or a pandemic.
如果这一发现成立,它将改变全球化的历史。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全球中产阶级” 已经出现,而不是不稳定的阶层。其成员不会因金融危机或流行病而重新陷入贫困。

Yet the study will not be the final word. Economists have been arguing about trends in global inequality—and the quality of the data that lie beneath them—for decades. When it comes to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the new research has more to say about the top 10% than the top 1%, who are widely believed to have done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rest. Like most papers, this one relies on assumptions that could be challenged by other researchers. Working out the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is one thing; convincing others you have the right answer is quite another. ■
然而这项研究并不是最终的结论。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全球不平等的趋势以及背后的数据质量。当谈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时,新的研究更多地涉及了前 10% 的人,而不是前 1% 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与大多数论文一样,这篇论文所依赖的假设可能会受到其他研究人员的挑战。制定全球收入分配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是另一回事。说服别人你有正确的答案是另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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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称,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迎来转折点,将推高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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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和摩根大通揭示华尔街在量子计算竞赛中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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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队”将ETF持仓比例降至20%以下,披露门槛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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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士忌的奇特崛起

  云拓酒厂的品鉴 室高达近30米,四周排列着1000个威士忌酒桶。这家酒厂由英国烈酒制造商帝亚吉欧斥资1.2亿美元在中国西南部的宁静村庄洱源建造。预计不久后,云拓酒厂将开始销售其中国产单一麦芽威士忌。而它并非孤例。 中国威士忌正迅速走红。过去几年里,中国新建了50多家威士忌酒厂,还有更多酒厂正在建设中。不仅本地爱好者蜂拥而至,就连帝亚吉欧和法国竞争对手保乐力加等世界顶级酒业公司也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尽管这些项目提升了国内威士忌的供应量,但中国威士忌的进口量却创下历史新高。去年,中国威士忌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3600万升,是十年前的两倍多。 中国威士忌的崛起时机颇为微妙。总体而言,中国酒类销售正 处于低迷状态 。啤酒市场举步维艰,葡萄酒市场在2017年左右达到顶峰后便开始下滑。就连白酒——这种清澈透明、堪称中国最受欢迎的酒类饮品——去年的销量也下降了约15%。中国年轻人饮酒量减少,而整体消费疲软也加剧了这一趋势。 那么,威士忌为何如此火爆呢?本地生产商给出的一个解释是,他们在海外市场成功推广了中国威士忌。去年,中国威士忌在海外的销售额高达5.85亿美元,而十年前仅为500万美元。但更重要的是,威士忌在中国国内作为奢侈品的地位日益提升。帝亚吉欧的焦爱迪表示,中国仍然有很多富人。尽管近年来富人数量有所减少,消费意识也更强,但他们仍然愿意在高档烈酒上挥金如土。 今年二月,中国推出了首个单一麦芽威士忌国家标准,该标准以苏格兰法规为基础。标有“单一麦芽威士忌”字样的产品必须在铜制蒸馏器中蒸馏,并在容量不超过700升的橡木桶中陈酿至少三年。这些规定激怒了那些试图通过捷径进入日益增长的威士忌市场的白酒生产商。但那些愿意进行投资并耐心等待佳酿成熟的人,或许会因他们的克制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

付鹏11月24日在HSBC内部演讲速记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对冲风险VS软着陆》   上篇 正值年底,虽然刚才汇丰一直强调大家不录音不录像,但大概率你挡不住。我在这儿讲话会谨慎一些,非常小心谨慎,大概率会有人透露出去,放到YouTube上,基本上所有见我都说付总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的视频,我说那都是盗版的,靠盗版发财的也不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回顾会多一点,展望不多,因为这个月展望完了之后下个月怎么办?有些话对我来讲我倒觉得很简单,本质上原来我们是做Hedge Fund出身,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整体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不是说今年去讨论,或者说明年去讨论。 惯性思维从2016年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经历过过去的几年时间,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对这番话的理解变得越发深刻。 2016年实际上是美国特朗普的第一次大选,我有一个特点,我的特征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有投资机会,我可能第一时间去一线调研,我不喜欢看YouTube,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扒。当然你会说,现在ChatGPT很强大了,人工智能好像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广泛流传或者广泛传播的很多信息是错的。这一点在2012年当时我从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我的感悟是最深的。 当然去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名字叫本森特,很快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他的,目前来讲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财长。本森特原来是索罗斯基金实际掌控人,因为索大爷已经年龄很大了,去年的时候才刚刚把基金的业务交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但在这之前,最主要的几场战役本质上来讲都是本森特在主导。 2012年当时我从北京去香港约朋友们吃饭的饭局上,当时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办公室跟我说,本森特从这儿去了日本。我说OK。我经常说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当然你知道,网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巴菲特“SB”、索罗斯“SB”,我最“牛逼”。你要记住,他们的所有行为一定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去是2011年,我们正在讲福岛核电站泄漏,核废水污染以后海鲜不能吃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头顶着核辐射泄漏去日本吃海鲜了,当然他去日本干吗,这其实很关键。 之后我们跑到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那几年,我陆陆续续跟很多人讲,日本正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利率结构都会随之变化的,当然包括日本的证券市场。今年日本股市终于走出这35年了,创下...

卫星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范围和规模

  经过五个多星期的激战,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脆弱的14天停火协议让德黑兰居民有机会清点损失。这座拥有900万人口的城市满目疮痍,瓦砾遍地,高楼大厦被炸毁。 周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无限期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协议,而停火协议原定于一天后到期。与此同时,新一轮会谈的计划却宣告破裂。双方在包括伊朗核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以及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 即使和平得以维持,并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全国至少也有 3300 名伊朗人丧生,其中包括平民和军人,而且已经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巨大。 伊朗对摄影和互联网接入的限制,以及美国对高分辨率卫星图像的限制,都阻碍了对损失的目视评估。但俄勒冈州立大学 冲突生态学 研究人员利用雷达图像进行的一项研究保守估计,从2月28日敌对行动开始到4月8日停火开始,伊朗全国至少有7645座建筑物遭到破坏或摧毁,其中包括60所教育机构和12所医疗机构。 3月16日,一名伊朗红新月会成员在德黑兰一处建筑遗址前。 摄影:Morteza Nikoubazl/NurPhoto/Getty Images 彭博新闻分析了德黑兰受损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情况,发现有 2816 栋建筑物遭到破坏,其中约 32% 与军事有关,25% 与工业有关,21% 与平民有关,19% 为商业建筑,2% 为政府建筑。 “在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破坏并不总是会形成单一、集中的视觉灾难现场,”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纳扎宁·沙赫罗克尼说。“在实践中,军事目标和平民生活之间的界限很难清晰划分。一旦袭击开始,其影响就会扩散到这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之中。” 德黑兰居民区遭受严重破坏 卫星探测到的潜在灾害聚集区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平民   商业的   工业的   军队   政府 德黑兰 伊朗 州警察​​总部 甘地医院    阿梅奇诊所 霍梅尼清真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附近 军医院 领导层 飞机场 德黑兰市中心 1英里 1公里 这一损伤区域占绝大多数 政府大楼…… 但实际上它是由几种不同类型的建筑组成的。 州警察​​总部 31% 平民 20% 商业的 49% 政府 资料来源:俄勒冈州立大学 Corey Scher 和 Jamon Van Den Hoek 对 Copernicus S...

谁吃掉了中国股市的所有收益?

 FT: 长期名义GDP是盈利的根本。而且,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快于发达经济体。将这两个事实结合起来,就足以证明长期配置新兴市场股票的合理性。 但无论这种说法多么有说服力,它其实早已失效。而且,在过去25年里,它对投资中国股票的投资者来说更是彻底失败。尽管过去三十年全球最大的经济事件是中国的崛起,但中国股票的价格表现却……嗯,有点糟糕: 每个点代表一个不同的新兴市场。在图表上,越向右移动,以美元计价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向上移动,扣除当地货币兑美元汇率变动后,股票价格涨幅越大。 如果你事先知道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名义GDP将在30年内增长27倍,你或许会认为中国股票会成为表现最突出的资产类别。但正如右下角的红点所示,这种假设代价高昂。 究竟发生了什么?新兴市场研究公司EM Advisors就此主题发布了一份非常精彩的报告。报告发现,中国企业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股权投资者却因此蒙受了损失。 自2002年以来,每股收益一直保持着强劲的个位数复合增长率——这还不错。但上市总收益的年化增长率接近14%。 收益和每股收益有什么区别?嗯,或许和总股本有关。 股市瞬息万变,因此,表面上看似股权稀释的现象,实际上可能只是新公司成立上市,甚至是现有公司从微型股指数晋升到大型股指数。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如果我们回顾2000年,当时 Mag7中的五家 甚至都不在标普500指数中。 但这里有一张图表,显示了自 2000 年以来上海和深圳本地交易所按类别划分的市值: 底部的深蓝色柱状图显示的是2000年已存在的公司,假设这些公司的股票表现与市场整体水平一致,其市值会是多少。浅蓝色柱状图则显示的是此后所有新上市公司的市值。 中蓝色柱状图代表了自 2000 年以来所有官方公布的 二级 市场发行。通常情况下,我们预期这些中蓝色柱状图对应的是股票稀释——例如配股等。而且,这些中蓝色柱状图的总和超过了代表原始市值的深蓝色柱状图和代表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浅蓝色柱状图。但是,红色部分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把红色柱状图看作是一种隐性稀释:将各种不可交易的股份类别转换为可交易股份,并通过内部创建新股份来实现持股变现。从形式上看,它是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是投资者根本无法预料到的事情。而且它的规模比所有其他市值来源加起来还要大。哎。 虽然本地股东似乎已经失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但这种股...

Jane Street创纪录的一年,每位员工平均分红268万美元

  Jane Street Group 跻身华尔街顶峰的历程,对其员工而言也是一段利润丰厚的旅程。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去年发放了 93.8 亿美元的薪酬——是 2024 年金额的两倍多——这家做市商的业绩超越了其在华尔街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些知情人士因涉及私人信息而要求匿名。 Jane Street的崛起给员工和股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按每位员工计算,平均收益高达268万美元——几乎是竞争对手高盛集团的 七倍。 这家做市商已成为金融领域的巨头,为股票、公司债券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等各类资产的交易提供便利。该公司去年的交易收入约为396亿美元,超过了 华尔街 银行和其他做市商同行。 高频交易已将华尔街转变为算法的世界。没有哪家公司能像Jane Street那样精准地捕捉到这场数字化变革。许多人都在好奇,它前所未有的成功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来源:彭博社 知情人士称,Jane Street 的成员权益(即该公司在无需动用外部资本的情况下支持其交易运营的资金)自 2016 年以来增长了近 2000%,达到 450 亿美元。 这笔资金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使其能够利用市场波动获利,并在早期阶段大量投资初创公司。这也帮助Jane Street在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 PBC的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Anthropic PBC已 收到 新一轮融资的邀约,预计公司估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甚至更高。 简街还可以利用贷款以及近年来在公共债务市场发行的债券来筹集更多资金。 Jane Street的一位代表拒绝置评。 Jane Street 的交易收益超过各大银行 资料来源:彭博社报道、文件 Jane Street成立于2000年,最初从事美国存托凭证(ADR)交易,随后拓展至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交易。随着公司债券等资产类别的电子化进程,Jane Street持续发展壮大,能够更快速地买卖这些资产,从而促进交易。 这家做市商以招募数学家和谜题爱好者来开发其技术而闻名。就连Jane Street的公司结构也非同寻常。虽然 Rob Granieri 是公司最后几位仍在职的创始人之一,但该公司没有首席执行官或其他正式的自上而下的领导结构。相反,Jane Street由几十位持有股权的合伙人管理。 该公司在某些方面受益,因为它不受许多大型银行交易部门必须遵...

投资者脚下的大地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学人: 每当股价暴跌时,都值得看看美国标普500指数(S&P 500)自1987年以来的走势图。1987年10月19日,即"黑色星期一",该指数单日暴跌20%——这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崩盘。这场冲击如此巨大,以至于监管机构随后设计了"熔断机制",在股市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自动停止交易,以防止重蹈覆辙。然而,如果看一张从那时到今天的走势图,黑色星期一几乎看不见,与随后的回报规模相比相形见绌。对长期投资者来说,当时感觉像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结果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与那次暴跌相比,最近的股价波动似乎几乎算得上平稳。自2月中旬以来,美国标普500指数的峰谷跌幅仅为10%。更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和欧洲股市的美元价格同期上涨,而且之前已经大幅上涨,这打破了美国股市长期表现优异的状态。但真正引起投资者注意的是脚下的地面在移动的感觉。尽管那些关注数十年回报的投资者可能会对几周的价格波动不屑一顾,但近期结构性转变的影响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情绪,以前最热门的资产现在被回避,反之亦然。不仅仅是美国股票,尽管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最新月度调查显示,基金经理正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抛售美国股票。他们还在抛售全球股票,转而青睐现金。具有说明性的是,"价值"股(相对于基本收益或资产而言较便宜的股票)已经开始击败"增长"股(价格昂贵但承诺未来利润会爆发性增长的股票)。这逆转了过去几年的趋势,让人想起2022年的市场走势,当时各国央行行长纷纷加息,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衰退即将来临。换句话说,投资者已经从预测火热的经济增长,转变为认为经济放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在做出这种转变的同时,许多人感受到了另一个冲击:他们习惯于在这种"避险"行动中依赖的资产突然让他们失望了。的确,黄金价格一直在不断打破纪录。然而,在3月迄今,美国国债——通常是备受青睐的避风港——的价格与标普500指数一起下跌。投资者担心,持续的通胀压力——可能来自一场关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可能会阻止利率大幅下降,即使经济增长确实放缓。这使得债券收益率保持在高位,而与收益率反向变动的债券价格保持在低位。 通常的避险货币失灵更令人不安,尤其是对欧洲投资者而言。股市动荡往往是"逃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