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前）贸易伙伴该怎么办？在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世界各地，领导人们正试图制定对特朗普关税的回应，而他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们征收关税，我们也将对他征收关税。但这种针锋相对的关税是 19 世纪地缘政治的产物。在 21 世纪的今天，感到不满的外国领导人拥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数字反制措施，这可能对美国最赚钱公司的最盈利业务线产生毁灭性影响。
这项反制措施，既能降低商品价格，又能消除美国经济上最重要的公司所榨取的垄断利润，那就是废除一项高度技术性的知识产权法律，称为“反规避法”（anticircumvention）。
反规避法禁止篡改或绕过用于控制访问受版权保护作品的软件锁。这类法律的首例是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的第 1201 条，由比尔·克林顿于 1998 年签署。根据 DMCA 1201 条款，向他人提供绕过数字锁的工具或信息属于重罪（可判处五年监禁或 50 万美元罚款），即使没有侵犯任何版权。
正是因为有反规避法，所以没有人能卖给你“越狱”工具，让你的打印机能够识别并使用更便宜的通用墨盒。这也是为什么直到最近，农民们还无法自行修理他们的约翰迪尔（John Deere）拖拉机，以及为什么使用电动轮椅的人无法修理自己的车辆，甚至连定制转向操控性这样的小调整也做不到。
这些法律是在美国制定的，但它们却是美国最成功的出口产品之一。美国贸易代表一直在游说——在条约谈判中公开进行，在外国立法机构辩论其知识产权法时则秘密进行——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制定各自版本的反规避法。
交换条件是：通过此类法律的国家可以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免关税待遇。加拿大在 2012 年颁布了其反规避法案 Bill C-11，此前相关部长以“激进极端分子的幼稚观点”为由，驳回了 6138 条反对意见。墨西哥为了履行其在《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下的义务，于 2020 年夏天颁布了其版本。但该法案搞得一团糟，以至于最高法院启动了审查程序。
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了。为什么墨西哥 iPhone 用户支付给墨西哥应用程序开发者的每一比索，都要绕道加利福尼亚走一圈，回来时就少了 30 分（centavos）？为什么人们要接受，在应用内支付给印度《Dainik Bhaskar》报纸的每 1000 卢比中，该报社只能得到 700 卢比？毕竟，如果一家印度科技公司建立自己的应用商店，它可以收取有竞争力的费用，从而吸引走苹果所有最优秀的印度应用开发者客户。
而且，为什么世界上的每一个机械师不能提供一口价解锁服务，解锁所有特斯拉（Tesla）车型的所有订阅功能和软件升级呢？
更妙的是，由于这些都是软件产品，几乎没有实际方法能阻止美国人从海外在线购买它们。加拿大不必局限于出口价格合理的药品，它还可以孵化一个庞大且盈利的软件产业，向美国公众——反规避敲诈的首批受害者——出口实现技术自决的工具。
在本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里，垄断性的美国公司在全球消费者身上榨取了数万亿美元，它们受到反规避法的保护，免受竞争影响，并持续游说维持这些法律。从打印机墨盒到呼吸机维修，它们得以推行垄断定价，因为它们确信没有人会用更便宜和/或更好的附加组件、市场平台、软件、耗材和服务产品来削弱它们。
这些公司可能会声称，废除这些法律会增加第三方不尊重消费者权利的风险。但第三方反而有可能更尊重这些权利。毕竟，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对我们的隐私权、劳工权或消费者权利有过度的关注。
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的迅速且出人意料的“空中解体”，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次性机会，让它们在这些领域将自己打造成领导者。某个国家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处理领域的地位，可能会像诺基亚（Nokia）称雄的那 15 年里芬兰在手机领域的地位一样。
批评科技公司“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的信条已成为一种潮流。但这无疑取决于打破的是谁的东西？在我看来，快速行动并打破亿万富翁们的东西，听起来是个绝妙的主意——尤其是当这些亿万富翁正是那些在就职典礼讲台上站在特朗普身后的人。
评论
发表评论